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龃龉与磨合——中国文学批

   一

    中国文学理论源远流长，远在先秦时期，中国便有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然而，人们对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换言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则是本世纪才开始的。

    意味深长的是，最早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并不是中国人。20年代，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早著先鞭，写成了《支那诗论史》，由孙俍工迻译，改题《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卷于1928年与中国读者见面。与此相应的是，最早写出中国文学史的也不是中国人，而是东洋的古城贞吉和西洋的翟理士、顾路柏，“中国人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注：《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就是这一课程的讲稿。李曰刚在《文心雕龙诠》中指出：

    民国鼎革以前，清代学士大夫多以读经之法读《文心》，大则不外校勘、评解二途，于彦和之文论思想甚少阐发。黄氏《札记》适完稿于人荟萃之北大，复于中西文化之剧烈交绥之时，因此《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

    这里道出了西方学术与文学观念对于《文心雕龙札记》的影响。

    1923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讲稿后来修订出版，这就是《文心雕龙注》。范注在清黄叔琳和黄侃《札记》的基础上大加充实，网罗古今，进行了集大成的注释工作，成为首次详注《文心雕龙》的浩大工程。20年代以来，增补和驳正及评论范注已成《龙》学的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它在现代《龙》学中的重要地位。

    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端的起点。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产生的，正是在中西文论比较的广阔视野中，确定了《文心雕龙》在中外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于《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记一篇》中指出：“……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迄今仍是不易之论。

    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于处在草创阶段，论述难免简略，全书仅7万余言，且前后体例随意性较大，未能统一，朱自清评为“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酉，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但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此书所涉及批评家已达90余人，大体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步框架，标志着这一学科正式诞生。

    1934年和1947年，郭绍虞先生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凡70余万言，大大拓展了由陈钟凡建立起来的最初框架。1934年，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出版。1934年至1943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至四册出版。1944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迅速走向了它在本世纪的第一个丰收期，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文学与学术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可以这样讲，没有西学浸染，就没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产生。朱自清指出：

    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中国只有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现在虽也认为重要的批评典籍，可是他当时的用意还是在论述各体的源流利病与属文的方法，批评不过附及罢了。这两部书以外，所有的都是零星的，片断的材料。……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39-5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那么根据什么来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呢？这就是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朱自清明确指出：

    “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门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但论到发展，还不能抹杀那个老名字。老名字代表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诗文评”在目录里只是集部的尾巴。……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故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个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罗先生的书（按：指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即《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3-545页。）。

    朱自清对当时的这种学术态势作了如下的简洁概括：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故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1页。）。

    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

    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来自西方的文学批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建立的理论前提与依据。朱自清在谈到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的时候，称其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但郭著也同样“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只是“很审慎。书中用到西方分类的地方并不多”（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40页、第541页。）。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朱自清和罗根泽的活，因为它们实在是关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由来及其发展态势的权威和经典性概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这种早期特点，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龃龉与纠缠。

    二

    文学理论本身，也无非就是用逻辑形态的构造方式再现了文学的发展历程，它本质上是对文学的演进和发展的叙述。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强有力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理论。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是以诗歌、散文为正宗，而散文概念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宽泛，乃是指和骈体相对的单行散体文章，包含了大量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文学的应用文，因而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杂文学观念。小说、戏剧成熟较晚，并一直受到贬斥，是一种边缘文体，“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注：黄人《小说林发刊词》，1907年《小说林》第一期。），直到近代以来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和开民智、强中国的现实需要，小说、戏剧的地位才急剧上升，成为人们公认的主要文学样式。与口语相脱节的文言文是文学和文论的主要表述手段，这是一种书面的文字型语言，又是一种审美型的语言，它经历了一个从表形、表意到形声的发展过程，绝大多数是形声字，以表意为主，单音节词居多，字少意繁，中国古代文论的弹性、模糊性、点悟性、诗意化特征，既和中国古代哲学重直观的、整体的把握世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相关。又和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古代汉语的这种结构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变革，就是以口语体的白话文学取代了书面语体的文言文学的正宗地位，这一酝酿已久的文学格局的嬗变由“五四”文学革命最终得以确立，从而宣告了以文言文为主要表述手段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走向最后终结，成为凝固了的历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也由此出现了新的特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丰沃土壤，在漫长的历史上曾经有效地指导着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古人研究的是前朝的文论，同时也用它来评论本朝的作品，并由此抽象和概括出新的文论，把理论和创作进一步推向前进，换言之，它始终保持着和现实的当前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具有彼时彼地的当代性和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但是现在它开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其批评对象是已经终结了的以文言为主要表述手段的中国古代文学，停留在“以古注古”、“以古述古”的范围内，侧重于古文论史料的勾沉、整理、训读，仅仅是作为历史上的理论遗迹来加以处理，其“秦砖汉瓦”式的古籍整理方式与特点已经得到确立。在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以白话为表述手段的中国新文学，则未能进入其理论视野。因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自创立伊始，就已经和当下的中国文学之间，默默地隔了一道绝缘层，使中西文论丧失了联系与沟通的创作中介。

    西方文论植根于西方文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本质上是以对西方文学的理解为基础，体现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西方文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就拿文学的基本观念来说，西方是一种纯文学观念，小说戏剧历来是文学的主体，而在中国文学中，小说、戏曲是后来才被发掘提拔的，在历史上一向地位不高，五经诸子史传却长期居于正宗。方孝岳先生在探讨中西文学差异时指出：

    （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曾国藩分文学为三门，曰著述，曰告语，曰记载，著述固纯以学为主，而告语记载，亦皆为知见之表示，其所以谓美者，以西洋文学眼光观之，不过文法家、修辞学家所能精耳。小说戏曲，固主情感，然在中国文学史中不据主要位置。（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自昭明搜集文艺，别类至繁，下及曾国藩吴汝纶，遂以经史百家列入文学。近人章炳麟于有字之外，且加以无字之文。是文体不一，各集其类，乃我国所特具者。欧洲文学史皆小说戏曲之史，其他论著书疏一切应用之作，皆不闲入。（三）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0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中西文学当然不乏共同与相通之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是以各自不同的面貌发展着的，因而中西文学的发展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殊历史轨迹，这种特殊性影响和制约着中西文论的各自发展，在文学的基本观念这一文学理论支点上，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和中国固有的杂文学观念就难以准确对接。中国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体、讲究言志缘情的抒情文学传统，在中国文论中形成了虚实、意境、风骨、神韵、性灵等一整套独特的文论话语系统。西方文学以小说戏剧为主体，强调摹仿再现的叙事文学传统，在西方文论中形成了真实、形象、典型、内容、形式等另一套不同的文论话语系统。二者大相径庭，当人们以西方输入的文论观念与系统，重新设定与裁剪中国文论的有关基本史料，着手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时候，如何在西方文论观念与中国文论的史料之间取得协调，把中国文论史料放进西方文论的框架之中，用一套外来的文论话语体系来表述它们，就必须在辨析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基础上，设法使两个系统的内容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准确对接或置换，而这殊非易事。简单套用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一些独特内容，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因此，一方面，学习和掌握西方的文论系统，另一方面，返身到中国古代文论史料中去，寻找二者可以沟通之处，构筑一个带有西化色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图景，二者的冲突与磨合，抵触与渗透，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基本历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草创初期，保护历史遗迹，划定疆域版图的想法远远超出了从中汲取理论养料的需要。从西方文论的眼光来看，由于中国古代文论本身的杂文学观念以及轻体系性的特点，更准确地说，中西文论体系形态的显著差别在于，西方文论大多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为基点，热衷于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因而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家由于“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影响，往往采用笺注式的方式，沿用既有的概念范畴与理论命题，去阐述电光石火般闪现的精辟见解，不重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当然中国也有像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叶燮《原诗》这样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更多的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随感而发，不成体系。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第一步，就是用建立在纯文学观念基础上的西方文论眼光，将批评史料一一钩沉并整理出来，以准确地把握之。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论及批评家仅93人，皆极度简略，点到即止，并未对资料作全面搜集。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不相同了，王元化先生指出：

    郭著取材极为丰富；我们只要从他后来主持编纂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就可见其端倪。倘使他没有搜集并掌握大量文论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下过鉴别和梳理的功夫，他是写不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后来他编纂《中国历代文论选》时，能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也正是得益于当初在资料上所下的功力（注：王元化《思辨随笔》，第19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先生指出，也是“以材料丰富著称。……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第l-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由于学科草创时期，主要工作是从极端丰富丛杂的古籍资料中，划定本学科的主要疆域版图，对文献作收集、整理、考辨与训读，描述古文论的基本面貌，加之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为代表的前辈诸家学养渊博，治文学批评史是在充分掌握批评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分析，从中引出相应的结论，不是简单地让中国的批评史料屈从于西方文论的现成框架，而是力图展示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即以这些批评史专著的体例而言，郭著在章节上并不整齐划一，或以家分，或以人分，或以文体分，或以问题分，表面看来全书很不一致，显得有些琐屑零乱，但实际上这个框架却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经营筹划，以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勾画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本来面目，而罗著则自述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即融史书体裁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基本体裁为一炉。方著不以“史”称，只选择最有影响和特色的理论批评家来研究。朱著具有讲义式的简明扼要，同时注意凸现批评家个体，强调“远略近详”的叙述原则。这些都是从他们各自掌握的原始资料及其独特理解出发的，并没有简单地跟着西方的模式走。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黄葆真先生有过如下评价：

    研究主体是一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又国学功底深厚的年轻学者。他们既能够学习、运用近代欧洲的文学理论、历史观点、思想方法去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践，清理理论史料的遗存，又能够继承改造中国传统朴学实证的治学手段，沉潜于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中勾稽爬梳，实事求是地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历史性、自体性。以上两方面的巧妙结合，使初建本学科的第一代学者主要获得了三大成就。其一是把一向散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料在新的文学观、史学现的指导下，进行了初步的但却是系统的选择、整理。其二是借助欧洲的逻辑思维和中国传统的实证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许多概念、命题、专著、流派和理论家的学说，分别作了还原性的考核、阐释。其三是首次建构成了，具有近代性质的、以中国文学批评史料为本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理论系统。……从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成了专门之学，而且有了特点不同的专家之学。但是，这一阶段毕竟是学科的初创阶段，所以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文学观、史学观没有完全摆脱二千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儒家正统、六经中心、诗文正宗等传统观念的羁绊。对戏曲、小说等后起的文学样式及其批评实践、理论建树，基本上忽略了。其次是对概念、命题、流派、专著、理论家的研究，重考核而轻阐释。其三是建构体系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理论语言，尚多是以古释古，没有根本的系统的创新（注：黄葆真《回顾与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这个评价是大致公允的，但是这其中讲到的缺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优点，当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初创、中西比较诗学尚未充分和有效地展开的时候，这恰好体现了前辈学者在面临中西两套文论系统难以准确对接时的审慎态度。正是由于这种审慎严谨的低调处理，使中西文论的龃龉与冲突能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限度内，中国文学批评史能够大致以自身的形态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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