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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寓言与国族建设再探(3)

2015-04-12 01:09

之前，我们还应该分析另外两个人物形象。
 老吴虽然和易汉奸有血海深仇（妻子儿子被其杀害），但他对待王佳芝及其他手下是纯粹的利用关系。他欺骗王佳芝事成之后将送她出国，将王佳芝托付给他的写给父亲的绝笔信烧毁，再三强迫她继续交托的任务，根本不顾及她的危险。他的冷酷表现如交代任务时说：“第一件事，通常也是最后一件事；”叫她“不要发问，也不要思考”。在安排王佳芝任务同时，前后还安排另外两个女特工诱惑易奸（先后失败，虽然不大可信，但是编导意图表现他冷血利用手下的残酷）。这显然不是什么正面的形象。
其实这种利用爱国青年做女特务的情形，在茅盾的《腐蚀》（一部同样处理的是抗战中的国民党女特务的故事）已经有了栩栩如生的刻画。李安演绎出老吴这个形象，不期然与茅盾的小说形成互文。（茅盾小说在当时就被人以为是真实的国民党女特务的真实日记摘抄）。其用意我们可以设想为既是为了其处理原著加以演绎的故事的必需铺垫，也是表达他对国民党黑暗历史的反省。我们这个根据情节和人物分析得出的结论得到了李安的证实：
 
“很多可能在台湾我们成长、国民党教育下面的东西。它有很多是我们心里寄托的一个信仰。那整个电影是讲那个信仰的dissolution,一种信仰跟幻觉的破灭。一种成长，也是一种纯真的丧失。所以对我来讲，尤其对于台湾观众，稍微有年纪的集体心理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痛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过去比较少去剖析这种东西。尤其是能够很写实地去还原那时候，就是我们父母那个时代，就是从上海过来，到台湾以前的那个年代。那个在国民党在日据占领的我们过去在银幕上看不到的形象，好象走到了月球的反面一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可是一直知道存在的一个世界里面。我相信那个动机是很深层的，是在我们的根里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把它掏出来检视本身，是一件可以是很沉痛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很有意义。”

李安在这里试图直面国民党历史的黑暗面，这对自小接受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李安来说，的确可以算是“很痛的一个事情”。 另外据龙应台说，李安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存、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揉合在一起的。显然国民党特务政治和作为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爱国志士工具的汉奸特工，至少在基于肮脏的手段层面上是等同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另外一个常被忽略的形象是张秘书。网友细心的发现指出他很可能是日本人或者比他更高级别的人物安插在易奸身边的眼线，负责监视易奸是否对日本人和伪政府百分百忠诚。是他自始至终调查邝裕明小组的活动，并对整个过程加以监控。  由于本片藏笔甚多，目前不可能依据当前的版本作出肯定的推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张秘书是“纯汉奸”，一直是“坚定”的通敌者，而不象易奸后来见形势不妙，为自己留了后路，和重庆（以及中共）勾搭上线。
 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稍早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对易汉奸进行暧昧的刻画？这不是基于更“人性”，或更“历史化”的对待。问题不在于汉奸有没有“人性”，正像问题不在于强奸犯、杀人犯、侵略者、叛徒本身有没有“人性”一样（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因为人性是阶级性的表现），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表现他们的“人性”（将阶级性置换成人的生理需求），其目的是什么？如上所言，影片的表达部分出于对国民党民族主义论述的反拨与抽离。或者说，它代表了国民党在抗战时候另一条路线的理念，这个理念延续到今，并在今天的台湾发酵。这里我们可以检视代表这个理念的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论述：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汪氏组织了一个伪政权，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贪污腐化，两党皆不能免，岂止汪氏？其实，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
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之时，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
我民族八年抗战，在道德上说，是黑白分明的。汪、陈夫妇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

和今天对《色戒》的批判一样，这个论述采取道德论的立场，但却明贬实褒。汉奸的罪恶被认为不在于背叛国家民族利益，而只在于“破坏了民族道德”。（这也在片中得到反映：邝裕明说“当你亲眼见到一个汉奸，一个出卖国家和同胞尊严的人，你就知道杀人一点都不难。我们只怕杀人不够多，不够快”。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李安让邝说出的是“国家的尊严”，而不是“国族的利益”。在他看来，汉奸的问题是道德上的：只不过破坏了“尊严”，而不是中国的国族利益。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根本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只不过面子上过不去而已。）而其贡献是巨大的：“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还有在这里唐德刚还不敢说出来的另外一些言外之意：保护了了占领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里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是赤裸裸的当时的政治词汇：“维持社会治安”。

这个思想甚至不仅仅为唐德刚、李安所拥有，连某些著名的“自由派”人士都公然为其张目。如茅于轼在《照顾百姓的利害与忠君爱国》中以“照顾百姓的利害”为名为历史上的汉奸翻案，并将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称为“罪人”：“这样的一个新标准，会改写整个历史。史可法等人反而变成了罪人” ；又如台湾的陈文茜。在某种意义上陈文茜可以说是李敖的代言人。作为从民进党“反正”过来的政治评论人，她在一期特别针对这部电影的电视评论里说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他们两人静静地在公寓里享受两人的世界，把政治意义抛在脑后。因为到了72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张爱玲一早看穿汉奸这个事情的。如果她活得够久，会证明她当年嫁给汉奸一点都没有错。除了她当年该不该嫁给胡兰成。”
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由于中日后来建交，因此当时的汉奸投降的行径则不但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逻辑被香港评论家马鼎盛近期在《南方周末》上所重复：汉奸不汉奸，本来就是一笔糊涂帐。又如我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龙应台女士，怀着深广的悲悯为汉奸鸣不平：“难怪丁默邨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地强词夺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我看色戒》）丁默邨由于他为自己预留后路而在后期与国民党特务通联，本来可以继续逃避历史的惩罚，是蒋介石下令枪毙。在这里，资产阶级抵抗派与资产阶级投降派之间的斗争，不是被李安、龙英台之流看作历史正义的声张，而且继续在媒体创作里继续亵渎诗学正义。在字里行间，我们深切感受到龙女士兔死狐悲的哀鸣。为残害郑苹如等无数烈士的汉奸叫屈，不但是龙女士的心愿，也是影片的隐在意图。作为他的传声筒，李安特地在电影公映之前安排和龙女士两场访谈，并在内地的自由派重要阵地的《南方周末》报系发表，良有深意。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这种心态缘于李安所说的内心的“恐惧”，这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恐惧，也不是李安故作高深的“存在主义命题”（反讽的是，萨特的作为张扬人在资本主义异化世界勇敢选择的主体性，在这里被偷换为宣扬苟且偷生的哲学。）而是一种阶级的哲学。电影的暧昧处正在于此：它所反映的是经过了歪曲的历史现实（如对爱国青年学生行为的污蔑性虚构），但是这是在一个阶级路线眼里的“真正”现实。
在这个阶级路线的眼睛里，有两种现实：一种是日寇的惨无人道，一种是国民党片面抗日路线的不择手段。这就是影片充满暧昧之处的理由的终极所在。虽然他们有基本的是非观，但出于这个阶级的“恐惧”，这个是非观终于被克服了，被“超越”了。因此，甚至易汉奸血腥镇压抗日志士，杀人如麻也可以体谅甚至理解了：因此李安原不惮于表现易奸残忍审讯国民党特务的画面，然而最终基于其终极目的：引发对动摇和摇摆的汉奸的同情，而割舍掉了。
有意思的是，唐德刚在讨论一位国民党“活着的烈士”吴开先的文章里的话可以作为解释这个阶级解释现实的理据的绝佳互文：

（被汉奸逮捕后）为最低限度的保全性命着想，便是‘接受汪副总裁的领导，写一本‘CC内幕”的畅销书，加入老友周佛海、陈公博的行列。如此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或许有人要问，如此做法，将来岂不是落个汉奸下场？但是那时日寇正席卷东南亚，“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就在目前，重庆岌岌可危，全国精华均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

原来这些汉奸唯一的错甚至不在于道德上的，而在于人算不如天算：“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如果不是美国卷入，日本必定可赢（影片借易奸之口说出：“跟美国人一开打，就快到底了。”）那么做汉奸“哪里做不得呢？”在这种观点看来，“全国精华均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也就是说那些汉奸才是民族的精英所在。他们残杀国人的行径于是可以被解释为忍辱负重，“无毒不丈夫”。可是他们觉得遗憾的是，他们太不走运了。真是太委屈了。历史要是可以重演，要是美国没有介入，“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那么对他们来说，那该多好啊！“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这当然正是我们熟悉的汉奸的亡国论。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影片是表达了汉奸的观点，汉奸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影片是汉奸电影，又不是汉奸电影——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从阶级分析法出发，而不是从道德的，或单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它不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并不宣扬汉奸的直接投降论，并不美化日本人的“王道”（虽然有一处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王佳芝在日语课上，日语老师说：““日本人说话的用语，是根据对象而有不同。”）；然而它又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在暗示抗战原来必定失败（如果不是后来历史巧合，美军介入的话）的亡国论，  同时在隐蔽地传达，至少是同情，汉奸的动摇的“人性”（汉奸和我们一般人一样，问题都只在于“人性的弱点”。这由影片中对另一位汉奸，五大三粗的老曹的刻画也可以见出）以及其曲线救国论的观点（在戏中易太太在牌桌上说“我跟老易说，你们汪政府，连一点象样的戏都摆不出来。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买帐的呀。”这是在隐晦曲折地表达汉奸在保护占领区老百姓的观点。）
近年来，不但在台湾，而且在西方史学界，有一股为汉奸翻案的风潮。他们一贯的做法是将普通市民在殖民者白色恐怖的压迫下沉默地抗议（比如影片里普通市民在电影院里对日伪宣传片的鄙视和抵制），与“精英”也就是动摇的资产阶级投降派相混淆。他们直接将后者“代表”中国，比如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中说，“与战争期间法国处于德国统治下一样，中国也经历了在日本统治下的抵抗和通敌的过程，许多人则处于二者之间模糊不清的晦涩区域内。”他还将抵抗者称为“恐怖分子”，混淆是非地宣称“对于占领的最终顺从，乃是无休无止的恐怖战争期间骇人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分裂的结果，”是“政治恐怖活动与暴力犯罪纠缠在一起”的后果。这是又一个荒诞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抵抗者（在敌占区的国民党特工）与通敌者（汪伪情报人员）之间的激烈搏斗不是“抵抗”，而是“恐怖活动”，反而是导致抵抗失败的原因，因为这破坏了与“日本宗主”“和平相处”的边界。那些“维持治安”的汉奸是“双重牺牲者”，只是因为“自己的身分”而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这些“野蛮的冲突”使得“人们变得对日本人的占领麻木不仁......以至当日本人于......最终夺取租界时，人们多默许了。”我们要问：这里的“人们”是谁？

另一位著名“学术权威”卜正民在新出版的 Collaboration（2005）一书中宣称，Collaboration（合作，协作）不等于“汉奸”。因此，要用“合作”这一“新的概念来取代旧的概念”。为此他选取镇江的一个商人作为研究个案，认为在底层或下层精英的意识中，他们并没有非常强的民族意识，只是“出于对当时当地困境的思考”。之前的研究“带有太多的价值判读”，没有具体地分析其“历史的复杂性”。但显然，这里的“人们”也不是什么底层或下层，而是资产阶级动摇派的典型案例。
这位卜先生甚至提出，伪政权“虽然由日本人策划，并由日本人控制，但终究也是中国人的一项工程......占领下的国家是一个联合工程。”因为“中国的政权从来都是由上而下制造出来，而不是由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  联系到美国人当前在攻占伊拉克后扶植当地人组织傀儡政权，那些通敌者经常遭到其国内所谓“恐怖分子”的暗杀，我们不禁联想到：这些美国“学术权威”这样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为汉奸翻案，除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特有的动摇性和历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立场以外(以及出于对西方现代强权历史的反思, 不分场域地对第三世界国家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质疑)，是不是还有不可言说的另外目的：是不是在为将来可能的局面，预先为中国的“精英”洗脑？
我们在这里看到，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堆砌，它的书写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和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相关，尤其是各人的阶级立场。这样，我们也明白了戏里戏外某些人深深“恐惧”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成为“双重牺牲者”，既想跟侵略者“合作”以保全性命和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又不想被祖国的“恐怖分子”，即资产阶级抵抗派暗杀；并想两头通吃，在依附的侵略者战败后，能继续逃避历史的制裁。因此，影片中后期见形势不妙，在各种力量间摇摆不定的易奸才被暧昧地刻画和进行同情地暗示。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但魏斐德在《上海歹土》里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暗杀汉奸的活动的研究，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指出了他们组织暗杀的方法：在上海小市民中招募杀手，然后让这些人组成独立的暗杀小组，分别行动（类似于影片中的情形）；他们对汉奸的定义趋于极端化，在争夺银行和报纸的斗争中，敌伪机关的普通职员也成为暗杀对象。在暗杀战中，国民党和日伪双方的情报人员同样不择手段。这是因为国民党不敢发动底层民众组织广泛的人民战争式的抵抗，而采取单纯依靠正规军队和旧式流氓统治手段的片面抗战路线所导致。
回到影片中表现的易奸。他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它和以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的另一条路线（坚持抗战，虽然不时寻求妥协谈判）有何不同？
这个阶级集团由以张爱玲家世为代表的由旧士绅、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中上等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部分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组成。他们出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或民族主义），有抵抗外来侵略的要求，但是他们这不是出于对广大人民的爱，不是出于对全民族利益的追求。在初级层面，是出于基本的道德感。但是这种道德感的基础是极端薄弱的，它很容易弱化转化，特别是触及到自身利益时候，它可以转变，作出背叛人民和国家的选择。
从这个分析方法出发，我们也可以对据说麦太太对易汉奸的“又爱又恨”的情感关系作出一种寓言性的解释。从寓言角度上说，我们或者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又爱又恨的纠缠关系。帝国主义的“强奸”（领土占领、主权侵犯和经济强迫掠夺）让他们感到痛，但是帝国主义收买买办和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转型客观作用，对于他们的金钱利益收入的作用又使得他们对帝国主义产生“爱”的复杂情感，（这也是当前重评历史的唐德刚和李安等人的冲动的内在原因），因此二者通奸交媾，最后水乳交融，可以作出叛变和出卖整个民族利益的举动。
这就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人性”观，但是即使站在资产阶级抵抗派的立场上，也是相当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设想把结局改成叛变的麦太太由邝裕明亲自杀死，而保全大多数被出卖的同志，（类似的事实在当时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屡见不鲜），后者显然是更高一层的“人道主义“和”人性”，但是李安等人必定是不肯的。因为资产阶级投降派出于极端自私的本性，宁可广大人民被牺牲，也要保全自己的优容自赏；甚至宁可死在自己“最爱”的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手里，死于自我陶醉的性和金钱的狂欢，也要保全自己的“人性的完整”。
影片编导整个价值观的转变（从国民党正统历史观到汉奸亡国论者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但根子是不变的：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但以人性为借口）。而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到影片里许多微妙的所在：
影片之一是表现爱国青年学生的形象。其中在学生表演成功之后的庆祝宴会后让他们一路高歌那个时代的一个“主旋律”《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坦负起天下的兴亡。”
表面上看，这是表现学生的爱国情操。然而文学和电影理论早就告诉我们，故意漏掉的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故意漏掉了歌曲的前半段，而正是这前半段，不但提出了“是要选择战还是降”的抉择，而且影射抗议（如果不是由陈瑜作词、聂耳作曲的当时的创作原意，至少也是让人想起了）当时国民党的绥靖政策。编导要回避的，正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的历史抉择的质问；是“我们要做主人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的反汉奸反投降的誓言。编导要做的为汉奸同情翻案的文章，自然要回避这些让他们头疼和胆战心惊的恐惧的字眼。这场战争既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关系的生死较量，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死抉择。李安等人，由于其阶级本性，不但至今无法接受这种考验，而且还要亵渎轻侮历史上经受了考验为我们赢得了抗战胜利的先烈。他们让这些热血青年唱的是侧重要做“栋梁”，“坦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词眼，暗示他们的少不更事，幼稚的理想主义冲动。 大学排名
 从文学和电影叙事学的主题论出发，我们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一部失败主题的电影。因此，这部在不少港台论者看来是人性、或性爱（更准确地说，是性，是人的动物本能）战胜国族利益的伟大象征(Symbolism)，就成为一出关于失败的寓言(Allegory)：关于代表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依靠正规军队——影片在大陆版中被删除的国民党军队行进的画面；以及依靠特务暗杀手段）的老吴的失败，关于代表国民党投降一派的汪精卫路线（以易奸为代表）的失败，以及关于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间爱国进步力量的失败的三重失败的寓言。在李安电影的逻辑看来，抗战本来是无法取胜的（如果没有美国介入的话）。为此，李安必须要将他们“描写成滑稽、怯懦、难以有效组织和行动，只能垂头丧气、接受屠杀的爱无能、性无能、政治无能、战斗无能者。”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他们的看法。这些人看到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失败；但要指出的是，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的无能而悲观，而认为抗战根本无法取胜。因为正是他们的失败在历史上预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必需，也指出了这另一条路线在历史中的存在。正是影片客观表现的国民党两条路线在抗战中必然失败的寓言（这是李安所力图表现的）证实了要想取得抗战胜利，需要一条不同于他们做法的新的做法。毛泽东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速胜论是不对的，亡国论也是不对的。”

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

正确的不同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不择手段的特务政治）的做法，正是共产党在当时所采取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这是李安不会愿意承认的，因此影片表现的正是亡国论者的历史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路线正是在影片中（表面上）完全缺席的历史演员。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初期，即一直不满共产党发动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进行社会革命的“过激”举动，为了维护他们和地主阶级、金融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基础，他们要求维护“社会秩序”。而自从国民党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对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更加不敢发动这些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他们的方法是运用社会精英进行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在日本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以久，节节进逼，露出吞并的迹象甚至开始动作时，认为国家建设尚未进行完毕，没有准备好足够经济与军事力量，万万不可抵抗，因此积极镇压国内爱国社会力量，尤其是爱国学生的抗日吁求，杀害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将领（“有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并且在日本人于1931侵占东三省时，要求不抵抗。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作出口头承诺，由于日本人的速战速胜政策直接威胁了他的统治，不得不开始抵抗。但他将抗日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尤其是物资、先进武器。他认为这些才是战胜强大的日本军队的决定性所在（影片中一直有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追查美国人给重庆那笔“先进军火”的下落。）在对敌斗争上，他一依靠正规军，二靠特工暗杀手段。这在影片中表现为行进中的似乎斗志高昂的国民党军队（青天白日满敌红的旗帜高高挂起，但在大陆版中被删除）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固然有不少有不少杰出将领不愧为民族英雄，作出了巨大牺牲，但也有为数极多的高级、中级将领叛变。整体士气和战斗力低落。随着抗战的进行，艰难程度的加深，悲观情绪弥漫国民党的部分高级将领中。（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继续运用这两件“法宝”：一靠正规军，二靠特工暗杀手段，继续遭受了可耻的失败。）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尽管李安离开了国民党的正统意识形态对其抗战路线的论述，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正统看法。出于其阶级立场的对历史的重新检视，他们得出了抗战（要是没有美国介入）必败的历史结论。出于此立场，他们进一步得出了其他一些对政治的看法：
让我们看看在影片中死的是哪些人，活下来的又是哪些人：前者是已经动摇叛变的麦太太和那些爱国青年，易奸逮捕的爱国志士，包括他弄死的两名前后来勾引他的国民党女特工。而后者，那些活下来的人是：易奸本人，脱逃的冷酷无情的老吴，更为阴险的张秘书，那些醉生梦死的太太们。因此，李安这里想表达的是：政治从来都是更为卑鄙的不择手段的人幸存和得胜。——再比如，据李安自己说，邝---吴---易三个人代表了男人一生中的三个阶段、三种政治形态：早年如邝裕民那样充满理想主义信念，然后象老吴那样历经挫折磨难而不择手段，最后成为象易奸那样亦人亦鬼，不人不鬼。 如果这是他的理念的话，那么李安本人是否现在到了这中间的阶段（并且向最后一个阶段迈进）：他的所谓“中年危机到了”呢？
 还是出于对政治的这种理解，编导着力渲染暴力的可怖（他们的“恐惧”所在）：无论是邝裕明八刀才血淋淋地杀老曹（同时渲染他们的“同乡之谊”，表现战争的“非理性”），还是原来在情节中的易奸血淋淋审讯女特务，这里更多的不是正义/非正义的区别，不是政治的是非，而只是战争本身的残酷。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而上学的对战争的理解。
既然暴力是可怕的，凶残的，汉奸的问题只不过是其“人性”被战争所扭曲。那么怎么办？“维持治安”，“保护老百姓”，直接而不这么委婉的话就是投降，“让中国人的领土由中国人来统治”！而且这样，易奸和麦太太的“爱情”（通奸）可以继续；或者，离开国族救亡的事业，那么王佳芝和邝裕明的爱情也可以发展（片中有这样的暗示：王佳芝-麦太太在影院里找邝，最后离开前戏中戏的画外音说：“妹妹回去吧。妈还在等着我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但是破绽在于：邝裕明既然是个没有杀人经验的人，要杀老曹捅了八刀还不致命，怎么最后会懂得一招致命，将老曹整个头扭歪？（在大陆版中被删除）这一招不过是国民党特务经过训练惯用的专门行刑手段！这个画蛇添足，但又画龙点睛的一笔暴露了李安的整个电影的破绽，和意识形态诡计（其叙事运作机制：将国民党不择手段的特务做法强加、投射于爱国青年学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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