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如何走向多元——从外国文学思潮的影(2)

80年代初期引起文学批评界撼动的“新思潮热”和80年代中期突然崛起的“方法热”,即是在国外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纷纷涌入的情况下出现的。70年代末登上诗坛的“朦胧诗”率先引起批评界的诧异和惊喜,它所带动的整个文学创作观念的变动急切地要求批评界给予正面的回答。对于“朦胧诗”的争论也成为新时期文艺批评的第一个亮色。批评家们所说的“三个崛起”⑤,不仅反映了创作多元化的前景,也预示出批评界开始了自身的反省和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小说界也是如此,不论是作家、批评家还是读者,常常会为一篇充满探索意味的小说新作,或一部介绍现代小说技巧的小册子而欢欣沸腾。西方现代主义创作观念以其不可阻挡的态势,全面地涌入枯旱已久的中国文坛。现代主义对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具有无穷的魅力,但批评界对现代主义概念内涵的理解又很不一样。不过,正像某些论者业已指出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坛的被青睐,并“不在于理论和逻辑的无懈可击,而在于他们反映着变革和拓展创作观念的不可抑止的内在欲求,代表着让中国文学与世纪沟通、与20世纪世界文学比肩而立的普遍愿望”⑥。

现代主义讨论的深化还引发出关于“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我国革命文艺的传统”以及“文艺的创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文艺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总之,以西方“现代派”为主的新的文学思潮的大量引进,根本性地冲击了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也根本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总体格局。创作方法的多样化要求批评方法也相应地多元化。在文艺界批评观念嬗变的同时,批评方法的多元化也同时展开。回顾十几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方法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文学批评的深化,而且对文学批评面貌的调整和整个人文知识界的革命起到了不可小视的催化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在“方法热”开始阶段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最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运用“三论”开展文学批评方面,林兴宅的《论阿Ｑ性格系统》和《论文学艺术的魅力》堪称代表之作。在当时,各文艺理论和批评刊物几乎都开设了方法论探讨的专栏,各种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研讨会也相继召开。当此之际,西方20世纪的理论批评著述被大量译介,有关西方文学研究新方法的介绍也层出不穷,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和方法滋养。随之而起的是西方一批影响较大的批评流派或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系统化、深入化,诸如形式批评、心理学批评、文化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及批评理论研究中被格外关注,逐步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新批评”等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和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狭隘政治功利的反拨,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观念体系及其关注的重心。

如果说80年代文学批评界对每一种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怀着欢呼雀跃之心情,那么进入90年代,随着“后现代”大潮一起,以“解构”为主要特征的众多西方最新批评理论及方法的引进(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则一方面拓展了批评家们考察文学现象的视角,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多元景观;另一方面也在价值论层面消解了对文学诸功能的终极性认同,当代文学批评就这样在各种异质话语的冲击下从一元走向多元,汇成一曲主音并不突显、“众声喧哗”甚至是自说自话的“世纪末大合唱”。

综观5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不论是创作还是批评,还有总体上的学科建设、文学史写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当代文学批评与外国文学思潮的互补共生,业已成为当代文学界共认的一个事实。当然,在影响和接受的流向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基本上处于“引进”大于“输出”的“入超”地位,这一文化传播倾向虽不为当代文学学科所独有,但却应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如何既“请进来”,又“走出去”,变当代文学批评对外国文学思潮的单向接受为双向互动,将是我们走进21世纪时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注释:

①《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载于《批评的诸种概念》,[美]Ｒ·韦勒克著,丁泓、余徵译,周毅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26页。

②王国维对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贡献,诸家多有评说,均趋推崇。如夏中义《世纪末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对其进行了深入阐发,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则把王国维当作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览的第一个“景点”,此外,郭豫适、叶嘉莹、罗钢等学者也曾有所论及。饶磷釉凇吨泄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及其它》(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更明确把王氏的《〈红楼梦〉评论》“作为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来研究”,进行了更加新锐合理的学术界定。

③《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周扬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430页。

④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提出民歌在内容上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当年5月,他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其后20多年间,他的这一主张被文艺领导人和作家、评论家当作主要的理论法则。

⑤指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第3期)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三文。

⑥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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