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如何走向多元——从外国文学思潮的影

“十八、十九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二十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当文学批评由一种“地方性的影响”而嬗升为一股“名副其实的洪流”并进而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时,美国学者Ｒ·韦勒克这样说道①。

韦氏此言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全球文学批评状况的一个概括性总瞰和恰如其分的界定。当我们立足于真正的“世纪之末”,以韦氏此语形容中国文学批评走过的百年历程时,觉得他的上述评断同样适用于对这一演进轨迹的描述。自从王国维1904年以《〈红楼梦〉评论》首先倡行了中国批评方式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学理转型②以来,文学批评的现代形态经由周作人、成仿吾、梁实秋、胡风、茅盾、冯雪峰等诸家的践行,在20世纪上半叶日臻成熟,并在度历了建国初30年极“左”思潮影响的某些畸变后,于世纪末的20年间达到了异常繁茂的境地。这不仅显示在批评队伍的日趋壮大和批评成果的丰富迭多,还体现于批评意识的逐步自觉与批评局面的多元共生。毋庸讳言,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演化的进程中,异质话语的译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外来文论思潮的浸淫,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将会是另一副模样。而当代文学批评对外国文学思潮的鉴取,又承继了现代文学批评勇于引入异质话语的学理脉络。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紧贴中国文学创作的实际,一方面又紧跟域外此起彼伏的各种新潮理论,在总体上展现出了斑驳多姿的发展态势。当然,缘于特定的政治气候与人文环境,当代文学批评所接受的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又深深地打上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时代烙印。

建国初17年(1949—1966)的文学批评,借助接连不断的文艺论争与文艺批判,把建国之初较为芜杂多样的文艺思想逐步统一到毛泽东革命文艺思想这一轨道上来。无疑,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唯一的指导思想,社会———历史批评成为主流的批评方法,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好”与“坏”则成为批评的主要标准。需要指出的是,17年文学批评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影响,就其主流而言,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学说的直接传播,而是接受了业已“苏联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俄苏中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因此,建国初17年中国文学批评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文学批评界“苏化”倾向的表现之一,即是整个文艺学,从体系、框架到理论内涵,基本上都从苏联引进。50年代的文艺学教学,使用的是苏联文艺学家季莫菲耶夫编写的教材(《文学概论》、《文学作品的构成》和《文学发展过程》),其直接的后果,便是批评家们对中国文学和社会实际的漠视及批评中的无限上纲上线。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全盘苏化”的危害,当时的文艺界在思想上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警醒。如周扬就曾以文艺领导者的身份,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在他的领导下,理论批评界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外国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理论遗产的全面研究,并产生了一批文艺理论教材和著作。摆脱苏联文艺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得以强调。周扬承认,对于来自苏联的东西,过去“我们做了机械的搬运,没有看出它是教条主义”;“在中国,艺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方法,完全搬的苏联那一套。”其结果是“企图以外国东西来代替中国东西,忽视了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他竭力呼吁“大家起来反对洋教条”③。

由于周扬在创作方法上历来主张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原则④,因此,它也被当作批评标准,用于鉴定作品的好坏优劣。总之,尽管当时的文艺领导人在理论上注意到了盲目接受前苏联文艺思想的弊端,但在实际操持中仍然未能根本性地扭转“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批评倾向,导致了文艺批评长期停留在庸俗社会学的低级阶段。尤其是到了“反右扩大化”期间,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更被突出到难以复加的地步,扼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批评气氛。这一倾向到了“文革”,被推向了顶峰。经过不断深入的反思,近年来文学批评界已逐步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文革”时期文艺状况的形成,同17年文艺政策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如果说建国初10年文学批评界还能较为清醒地认识盲目照搬苏联文艺理论的不足,在理论上注意到广泛吸收各种理论质素的营养的话,那么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以苏联文艺思想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反修斗争”则贯穿了文学批评,成为批评的主要任务。

“文革”期间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不仅极大地摧残了当代文学批评,同时使得文学批评对域外文学思想资源的吸取,也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休克”状态。20世纪开始和结束的两个20年,对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的建设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两个20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大量引进和吸收域外先进的思想话语,更新积弊已深、喑无生气的思想界,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开放多元的话语格局。不同的只是,世纪初20年的精英学人是抱着强烈的革故鼎新的愿望,不加选择地采取“拿来主义”的,引进的“新学语”固然富有冲击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很难真正为中国传统学人所消化,“食洋不化”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界是一个普遍而较为严重的问题;而世纪末20年则不一样,虽然放眼异域的动力相近,但考察的视野和引进的力度却是世纪初20年无法比拟的。经过“文革”后三年的拨乱反正,思想界调整了自己的视角,开始了全方位地引进西学的进程。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复兴是与域外文艺思潮的引进同步进行的。各种新的思潮话语,不仅以新鲜的内容疗救了中国文艺批评的“缺血症”,而且还在观念和方法上给予遵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多年的中国批评界以有力的冲击。文艺批评的真正活跃,首先就从观念的突破和方法的更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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