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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1)(2)

2015-05-09 01:22     五、文学的艺术学研究
    从艺术学角度讨论先秦两汉文学作品，前人已做了许多努力，有很好的成果，要再出新意不易。但在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仍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文章。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越来越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老子》是一部哲理诗的见解，即使不这样认为，也承认它有一种诗所特有的朦胧美。陈增福、欧阳可惺《老子在当代作为诗接受的可能性》(55)一文即主要在文本层次上讨论《老子》所具有的诗性特征，从其自语的言谈方式、悖论语言、语言的节奏感、语言的感性色彩、言说者的意象等五个角度予以阐发，认为其与体裁意义的诗的一般规则颇具相通之处。然后就其内在地存有一种属于诗的精神角度分析，认为“《老子》内在的一种诗的精神，就在于它没有完全离弃生命体验的状态下，去感悟、体认、冥思、内省那宇宙人生本原的形而上之道。”周永忠《略论老子的文学价值》(56)，从创作手法、修辞手法、首创散韵结合的文体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老子》乃“从吟唱风盛的楚地民间歌谣汲取营养，由揉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小说而开创此文体特性，宣告了韵语向散文的过渡，即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因而“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虽无法与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多方面的文学价值。它在楚文学史乃至中国先秦文学史上具里程碑意义，并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小琴《试析庄子的言说方式》(57)认为庄子的言说方式卮言包括重言、寓言两种基本文体形式。文章首先探讨了卮言的这两种文体形式，进而分析了卮言的特点：自主性、多样性、无本质性，认为研究庄子语言与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庄子的哲思和诗性的卮言与西方20世纪哲学已经历过的方法革命如现象学革命、语言学转向等有契合之处。另有安继民《庄子悲剧意识及其超越》(58)、勾振东《论庄子形象思维的决定因素》(59)、周炽成《国外庄学研究管窥》(60)等。
    傅朝《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61)一文，从文学角度，对《孙子兵法》的文学成就予以全面梳理与评估，认为它是以形象化的手法反映科学的内涵，以丰富多采的语言艺术增加了独具特色的表现力，并以崭新的体裁和科学严谨的结构构建了博大精深的东方兵学体系，使其成为我国古代科学论文的典范而名垂于世。
    关于《春秋》的研究多从史学角度入手，属于文学范畴的有饶尚宽《春秋谷梁传的内容、价值及其影响》(62)、贾红莲《左传预言发微》(63)、刘希庆《论左传中的预叙》(64)等。刘文着重分析了预叙的特征，有实写性与虚写性之别，前者又分言预叙与行为预叙，后者则有梦、占卜、异象之类。就其美学特征而言，则：(1)通过对叙事时间的扭曲带来独特的接受美；(2)其虚写性在时间上避免了“板直”，而就其本身而言，奇情并生，迷幻色彩极浓，从而最富美学价值；(3)预叙位置在文本结构的完整性上意义独特。关于《战国策》的文学探讨有李炳海的《纵横捭阖，异彩纷呈——战国策文学价值的多维审视》(65)一文，认为其对人物的选择和刻画有如下倾向：尚智、尚侠、尚奇、尚施报。当然，有时某些人物塑造是将几种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在叙事和语言表达等方面也各有特点。《史记》艺术魅力的呈示是多维的，因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繁荣。党大恩、党艺峰《史记隐喻叙述研究纲要》(66)、张宏军《论史记叙事法中的虚拟性特征》(67)、赵明正《论史记的象征文化倾向》(68)、《史记的小说性》(69)、段海蓉《史记跨层艺术对其价值的影响》(70)等等，从不同角度对《史记》的艺术表现手法作了深入讨论，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史记》确实是一座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赋研究成为热门话题。2001年关于汉赋的总体研究有张涛、龚克昌、陈允锋、苗惠卿、刘培、李先伟、詹福瑞等人的文章。其中李先伟《论汉赋起源于民间说话艺术》(71)一文，对汉赋的起源给予了新的探讨。此外，蓝旭、王琳等人对扬雄赋作了专门讨论，取得了新的成绩。
    关于汉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有王慧玉《两汉文艺思想研究述评》(72)、蓝旭《东汉初期宫廷文学观念与实践》(73)、张强《汉文学与楚文学的关系综论》(74)等。兹介绍一下张文。该文从汉初诗歌与楚辞之间的关系、汉初赋家对楚文化的接受与传播、散体大赋对道家思想的承袭、抒情小赋向楚文化的回归四个方面探讨汉文学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认为汉代文学对楚文化的承袭不仅是表现在对楚文学的发扬光大上，还包含着对楚地道家学说的认同。汉代文学不仅在创造形式方面直接师法于楚文学，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以楚文化为灵魂，从而使汉辞赋的重要形式都带有楚文化的烙印。可以说该文是楚汉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
    六、世纪初的思考
    如果说，1999年、2000年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世纪回顾的话，那么，到了新世纪开局的2001年，学者们关心的更多是世纪展望。这种世纪初的展望与思考涉及了众多的方面。既有关于方法论的，也有关于质量内涵的，还有关于新材料与新方向、新学科问题的。
    《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发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论》5篇，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了热烈讨论和深刻思考。只要我们看看其篇目，即可知其大概：李炳海《古代文学论著质与量的思考》、叶舒宪《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及其研究》、张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及运用》、戴伟华《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方铭《古代文学存在的价值与研究意义》。这其中，叶舒宪、张强、戴伟华的文章都是谈方法论的。张强文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考证方法与西方文化批评方法作了客观的回顾分析之后，指出“未来许多世界是多元的，未来的研究方法也将是多元的。中国古代文论虽有重经验轻知识的一面，但它对个体经验的强调却有着西方人文理论无法达到的境地；西方的人文理论看重理论方法在分析问题中的运用，但逻辑推理导致的量化分析未必就能将具有形象思维特征的文学研究得鞭辟入里。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和网络化的时代，如果说以前我们进行的研究还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话，那么从现在起，我们的研究则必须面向整个世界。在未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除了应该从理论(这里说的理论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传统的)的层面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外，还应加强文本的训诂、校勘、考订等基础性的研究(包括加强对作家生平事迹、文学活动、交游的考订，加强文献整理、年谱编撰以及文学编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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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舒宪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叶舒宪认为人类文化学理论可以提供有效启发，因为人类文化学理论有利于从全球化广度来审视各种地方化，从而有助于研究者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保持冷静的分析。为此，叶舒宪提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即传统文献、地下考古资料和域外文化学资料的互相印证与比较。戴伟华的文章认为20世纪古代文学有许多问题的解决是依靠相邻学科的发展来完成的，如闻一多在论述《诗·芣苡》时，从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而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也是学科交叉研究的范例。因此，作者认为“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仍然有吸引力，它迫使我们不断去学习新知识，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收获”。
    李炳海文对当今古代文学论著的质的下降与量的膨胀深表堪忧，并分析此情形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术界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客观上的政策导向有极大关系。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门人文学科，对它的管理必须符合人文学科的规律”，“人文科学的有些因素可以量化，有的则无法量化”，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管理，必须体现人文关怀，而不能受工具理性的支配”。作者呼吁“必须调整思路，认真思考对策，以便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通过研究水平的提高开创出新局面。”作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一员，我们真诚希望作者的呼吁能够切实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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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
    (2)《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28)《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4)《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45)《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
    (6)(10)《江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7)《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
    (8)《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
    (9)《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
    (11)《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
    (12)《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
    (13)《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14)(24)(48)《文献》2001年第1期。
    (15)《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
    (16)《中州学刊》2001年第2期。
    (17)《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18)《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
    (19)《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
    (20)(44)《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
    (21)(22)《文献》2001年第2期。
    (23)《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25)《人文杂志》2001年第2期。
    (26)《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27)《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9)《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4期。
    (30)《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31)《福建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32)《广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
    (33)《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
    (34)《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5)《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6)(54)《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3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8)《江汉论坛》2001年第11期。
    (39)《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40)《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41)《延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42)《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3)《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46)《四川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
    (47)《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49)《文史杂志》2001年第3期。
    (50)《文史杂志》2001年第2期。
    (51)《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52)《周易研究》2001年第3期。
    (53)《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
    (55)(70)《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6)《广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8)《中州学刊》2001年第4期。
    (59)《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60)《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61)(72)《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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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3)《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64)《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5)《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1期。
    (66)(68)《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7)《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9)《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1)(73)《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74)《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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