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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活》：怪诞及其美学谱系(1)(2)

2015-05-29 01:14     殉道者形象的破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可以视为这个事件的显目标志。两部小说发表之后，一些人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产生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一种新的美学因素大规模进入了小说――反讽。的确，反讽所包含的自贬、玩世不恭、调侃以及无奈均是现代主义的惯常格调。然而，现今看来，《你别无选择》与《无主题变奏》隐含的另一个事实未曾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两部小说的反讽对象均是知识分子。这形成了文学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次美学攻击。
    反讽，言此而意彼，话语的表面涵义与真正的所指形成了一个巧妙的颠倒。佯装的赞美、颂扬与否定的潜台词距离越远，反讽的张力越大，效果越显著。通常，与喜剧的叙事人相似，反讽者拥有智力的优势。一些自作聪明的角色懵然无知地被反讽者绕进一个圈套，遭受取笑、捉弄、奚落、讥刺，甚至始终无法自知。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角色现在轮到知识分子了。刘索拉那里，音乐学院的一批疯疯癫癫的教授和学生丝毫没有显示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息，圣化知识分子的倾向遭到了狙击；徐星刻薄地嘲笑知识圈的种种矫揉造作习气，揭露出清高的外表背后存在的利欲之心。刘索拉和徐星并非义正辞严地积聚足够的愤慨，反讽提供的是挖苦和嘲弄――这种机智的修辞不时会漾起会心一笑。《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之中，一批知识分子活动在叙事人居高临下的目光之中，渺小，猥琐，可笑。
    刘索拉与徐星之后，王朔是公然鄙视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作家。他甚至因为自己不得不成为知识分子而懊恼。在他看来，许多知识分子热衷于将“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13]知识分子的狭隘和自以为是令人讨厌，王朔的一批小说和文章始终将矛头对准他们。反讽是王朔的拿手好戏，这种语言风格甚至使王朔得到了“痞子文学”的绰号。王朔的反讽擅长玩弄政治辞令。他时常大词小用，在大字眼、大口号与小人物、小动作的不协调之间形成反讽。这种反讽有效地瓦解了人们对于政治辞令的敬畏。谁是这些大字眼、大口号的爱好者？他们是王朔所厌恶的“导师型”的人物。《顽主》充满了众多导师训诫的戏仿。这些人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口若悬河，不断地生产种种漂亮的言辞，但是，他们的内心隐藏了各种不可告人的动机，虚伪而卑劣。王朔甚至不愿意给作家――文学知识分子――开一扇后门。《一点正经没有》之中，一个人物用深思熟虑的口吻宣布结论：如果一个人既无能又无廉耻之心，那么，当一个作家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如同农民形象的喜剧因素隐含了特殊的涵义，知识分子形象与反讽的频繁联系同样预示了某种危机。殉道者形象的光圈开始黯淡，“伟大”以及“神圣”之类的形容词成了一种不实的粉饰。“导师”的形象如此可笑，知识分子还能胜任大众启蒙者的职责吗？显然，王朔的道德谴责仅仅是危机的一角。更为严重的危机是内心的匮乏。殉道者打算为真理而牺牲。但是，尼采宣称要重估一切价值之后，什么是真理？种种形而上学体系陆续崩溃，真理问题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困惑。许多知识分子在后现代主义气氛之中不知所措。理查德?罗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了反讽。在他看来，不存在形而上学真理。外部世界或者所谓的“人性”以及“自我的最深处”都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人们所信奉的核心信念取决于社会和历史环境的临时机缘。如何选择各种语言或隐喻描述世界？世界根本无法提供一个超越语言――例如“事实”或者“实在”――的标准作为依据；人们只能在不同的语言或隐喻之间比较权衡。因此，终极语汇同样不存在，使用另一套语言从事再描述是寻常可见的事情。再描述可能质疑既有的价值观念，使神圣转为可笑，肃穆化作滑稽。这即是罗蒂所谓的反讽：拿一套新语汇对抗旧语汇。罗蒂认为，“反讽主义者……始终意识到他们自我描述所使用的词语是可以改变的，也始终意识到他们的终极语汇以及他们的自我是偶然的，纤弱易逝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14]
    显然，反讽首先表明一套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作家伸出语言的触角探索另一个世界――他们试图以另一套价值观念嘲弄现状。罗蒂意义上的反讽意味了终极价值的匮乏，人们不断地使用另一套语言试探新的价值观念是否成立。尽管罗蒂以一种哲学家的睿智论证了反讽的必然出现，但是，许多人还是对终极价值的匮乏深感焦虑。如果考虑到近期的一个例子，“人文精神”的倡导和辩论即是焦虑的表征。历史的剧烈转折与知识分子边缘化――王朔意识到的问题，“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也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亮出的是反智主义的反讽锋刃，后者渴望的是重树“人文精神”的旗帜。某种程度上，后者仍然保存了公共知识分子面向世界宣谕真理的姿态。
    不少人觉得，后者这种传统的姿态远不像反讽那么富有魅力。反讽提供的机智、俏皮、调侃、幽默――这一切都比一本正经的号召和宣讲有趣。那些表情深刻、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缺乏的是辛辣的嘲笑。然而，反讽的魅力时常掩盖了一个问题：不少作家的反讽仅仅是暂时性的表述游戏，仅仅是一种局限于句子范围的机智颠覆。他们并没有从罗蒂的意义上将反讽与终极价值的匮乏联系起来，因此，他们的锋利言辞更像是局部手术而无法撼动整体结构。戏谑，尖刻，某些句子犹如马蜂似地一蜇，或许产生一个小小的肿块，仅此而已。世界依然，主宰生活的整体结构可能在戏谑和尖刻之中被置入括号悬搁起来。某些时候，作家甚至被戏谑和尖刻附带的秘密快感攫住了。他们热衷于在同一个平面上大量繁殖反讽修辞，从而将解构的能量挥霍殆尽。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即是如此。作家将所有的冷嘲热讽不顾一切地倾入小说，以至于王朔也承认这部小说把自己“都写恶心了”。[15]如果油腔滑调一番扬长而去，根本不在乎世界是否有所改变，那么，这是不是另一种犬儒主义？
    与王朔不无相近的是，王小波笔下一大批知识分子享受的隆重待遇也是反讽。王小波的叙事人视域――通常也就是那个王二――具有明显的知识分子特征，因此，他的反讽常常是一种自嘲。他在《文明与反讽》一文之中认为，反讽的功能是抵制无趣。知识分子开始呆板地重复某种程序时，反讽的一蜇有助于他们从瞌睡之中惊醒。王小波的反讽不时游弋于性的主题。对于种种性禁忌故作无知是王小波得心应手的反讽策略，这时常使性禁忌崩塌在哈哈一笑之中，例如《我的阴阳两界》。然而，奇怪的是，这个策略对于《革命时期的爱情》并不奏效。王二的反讽并未改变他与海鹰之间的权力结构，相反，一种古怪的性爱气氛悄悄地跃动在反讽背后。王二将反讽作为一种精神反抗，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然而，两个人的交往显示了意想不到的另一面：反讽的刺人锋芒渐渐淹没在一种奇异的受虐快感之中。我不想涉入虐恋、施虐、受虐与性快感之间的复杂情结，我仅仅用这个例子证明反讽可能产生的局限：简单的反讽仅仅是小规模的批判，它无力撼动整体结构，这就像锐利的匕首刺不倒一堵墙壁一样。这个意义上，反讽可能使文学犀利，也可能使文学狭小。
    一个反讽盛行的时代，知识分子何为？阎连科无法躲避这种漩涡。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命名，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知识分子职责。然而，既有的知识体系连同知识分子的道德姿态正在反讽的袭击之中千疮百孔。他们胸中的理想屡屡落空，脚下找不到一个高于公众的讲坛。反讽似乎将知识分子逼入窘境――他们还有资格对历史说三道四吗？尽管如此，作为作家，作为一个文学知识分子，阎连科仍然强烈地感觉到身后历史的巨大压力：“《受活》对我个人来说，一是表达了劳苦人和现实社会之间紧张的关系，二是表达了作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的确，历史现状令人困惑，反讽的怀疑精神没有理由赦免阎连科。无论如何崇尚劳苦人，阎连科再也写不出他们的朱老忠或者梁生宝了。朱老忠或者梁生宝的故事正在渐渐进入另一种相反的解释。但是，阎连科不愿意因为反讽的逼视而退却，背对历史，并且在机智巧妙的自嘲之中黯然地打发自己。阎连科的气质不允许他轻易地撤离――不允许轻易放弃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缺乏一种‘血性’。当代长篇小说中，有‘血性’的长篇不多。不是说长篇有‘血性’就好，没有就不好。而是说，我个人偏爱有‘血性’、有痛苦、有激情的小说。”[16]这种气质支持阎连科一如既往地书写历史，书写劳苦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阎连科并没有绕开反讽；相反，他长驱直入地将反讽扩大至更大的范围――反讽的对象不仅是知识分子，而是历史。换言之，潜台词对于表面涵义的颠覆不仅是一个语句结构，而且扩大为整个故事的结构――如此众多的人物不断地自掘陷阱。无论人们如何解释“总体反讽”这个概念，《受活》将反讽推向一个极端。这就是反讽与怪诞的汇合。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四
   
    在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参考消息》登了一个100字左右的小消息，有几个政党觉得应该把列宁的遗体火化掉，而共产党觉得应该把他保留下来。当时的政府说没有保存他的经费。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列宁遗体上，就不正常了。我看到了这个短新闻，心灵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和冲击，因为是列宁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一位革命鼻祖式的人物生前死后的命运，会令你想到很多问题。
    另外一个事是50年代长江发大水的时候，武汉人扛着沙包去抗洪抢险，沙包里全是沙子和石灰，石灰见水突然蒸发的烟雾，会把人的眼睛蒸瞎。有一大批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双眼失明的人被当地政府安置在一个村庄里，盖了两栋楼，叫盲人村。
    就是这么100字的报道和盲人村，加上我长时间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观察，一年的时间里，我完成了《受活》。[17]
   
    这是阎连科公布的《受活》原材料。然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阎连科的奇特想象如何赋予这些原材料怪诞的风格？喜剧因素和反讽的机智、俏皮如何在怪诞风格之中产生出毛骨悚然的阴森性质？
    《受活》的故事隐含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成份：在一个自负的县长组织之下，“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了一大笔钱。这位县长在附近的魂魄山修建了一座“列宁纪念堂”，并且打算到遥远的俄罗斯购买列宁的遗体作为招徕观众的展品。这就是一批农民的致富狂想。当然，这一场幻梦最终以破灭告终。
    想象力――这个词常常与艺术或者科学高雅地联系在一起。可是，《受活》之中农民的想象力却显示出另一种品格：狂放，同时又土气；别出心裁，同时又粗陋低劣。这就是“绝术团”的特征，不伦不类的混合即是喜剧因素的源头。六十一岁的拐子与弟弟俩扮成了爷爷与孙子。他得到一本新的身份证，号称已有一百二十一岁高寿，哄得城里人惊诧连连；九个侏儒化装成九胞女，统一了户口簿，谎称她们的母亲整整生了三天三夜。简单质朴的骗术大行其道，居然瞒过了精明的城市人，这种情节隐含了丰富的喜剧契机。
    “绝术团”的成功包含了农民对于经济学的理解。纳克达斯、高新技术、世界银行、IT行业――一大批经济学家还在喋喋地念叨这些术语，“受活庄”的“绝术团”侧翼杀出，大有斩获。电子结算系统如此普遍的今天，这些农民还是将钱缝在短裤、帽子和枕头里。然而，就是他们的票房收入撑起的一个县的财政，并且赢得了修建纪念堂的经费。一群土包子的运气挡也挡不住，这不是喜剧又是什么？
    然而，如果考察“绝术团”以及县长的致富设想，人们开始嗅到了怪诞的气味。受活庄的气候十分恶劣，家徒四壁的农民没有任何参与现代经济的资本――他们的唯一手段是出卖身体。《日光流年》之中，耙耧山深处的农民为了筹集凿山修渠的资金，众多的年轻女性远赴城市卖淫――她们的壮举犹如英雄前仆后继。到了《受活》，“绝术团”出卖的是残疾人的畸形。断腿赛跑，聋子放炮，独眼纫针，瘫媳妇刺绣，盲人听物，麻痹症的娃儿将入瓶子套在残脚上当鞋子――这一切无不投合了城市人的猎奇和窥视心理。现代文明业已形成一个基本观念：身体的尊严无价；另一方面，乡村的保守文化时常导致严格的身体禁忌。可是，受活庄的农民放弃了这一条底线，强劲的市场击溃了禁忌。贫困压垮了农民的精神，致富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有买主，他们毫不介意将身体作为商品。县长的心目中，远在俄国的列宁遗体同样标价出售。一个终身与剥削阶级搏斗的革命导师，他的遗体成为耙耧山农民觊觎的发财资本，这的确包含了一种令人骇异的怪诞。
    阎连科坦率地承认，轮回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之中萦绕不去。《受活》的各卷标题从“毛须”、“根”、“干”、“枝”到“叶”、“花儿”、“果实”、“种子”，这即是一个完整的轮回。[18]轮回的观念潜入了阎连科的反讽，《受活》之中许多人物的命运往往是一个徒劳的圈子――奔波一生又回到了起点。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茅枝婆显然是一个典型。某种程度上，她就是耙耧山的朱老忠和梁生宝。她是烈士的女儿，曾经当过红军；流落受活庄之后，她在一次赶集的中途发现了互助组和合作社。茅枝婆兴奋得如同发现新大陆。她到县里反复交涉，终于如愿地让受活庄加入了合作社。然而，入社之后的几十年历史坎坷连连，以至于受活庄的农民后悔不已，并且迁怒于茅枝婆。茅枝婆后半辈子的心愿就是，亲手将受活庄从人民公社的重轭之下解脱出来。她甚至因此忍辱负重地与县长妥协――目的仅仅是拿到一份受活庄退社的文件。临死之前，她完成了自己的许诺；或者说，完成许诺就是她的死因。茅枝婆安详地走了，仿佛不再有什么遗憾。然而，她的一生不就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如果说，茅枝婆的轮回用了一辈子，那么，县长柳鹰雀这一圈仅仅绕了半辈子。出人头地的权力欲主宰了他的全部心思，狂想式的致富计划是他实现欲望的台阶。辉煌似乎指日可待，然而，一切烟消云散，而且仅仅在一夜之间。柳鹰雀一瞬间看破了红尘。他把自己的双脚伸入车轮之下，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残疾人，决意下半辈子定居于受活庄。与其说阎连科仇视柳鹰雀，不如说阎连科发现了命运的诡异。来自乡村的土地，又从权力的幻觉返回乡村的土地，这种反讽植根于人生无常的恐惧。
    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巨大身体意象之中看到的是狂欢、乐观、洋洋自得，相对而言，受活庄的残疾人更多地渊源于《庄子》之中的畸人系列。或许，受活庄的原型不无庄子理想的痕迹。良田数十亩，水源充足，“位于耙耧山脉间的这条峡谷深沟，就叫了受活沟。听说一个哑巴、一个盲人、一个瘫子在这儿三人合户，把日子过得宛若天堂之后，四邻八村，乃至邻郡、邻县的残疾人便都涌了过来。瞎子、瘸子、聋子、缺胳膊短腿、断腿的残人们，在这儿都从老哑妇手里得到了田地、银两，又都过得自得其乐，成亲繁衍，成了村庄。”然而，时至二十世纪末，世界正在风起云涌，诱人的财富终于叩醒了残疾人心中压抑多时的欲望。他们匆匆决定走出受活庄，加入“圆全人”的世界分一杯羹。短短的时间内，财富如此轻易地积聚起来，继而又如此轻易地消失；他们如此轻易地得到“圆全人”的青睐，随后又如此轻易地遭受“圆全人”的暗算，一切如同南柯一梦。回家，回到受活庄，这是众多残疾人挫折之余的顿悟。虽然这一场变故仅仅持续数月，但是，变故背后的寓意积存的是历史性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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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受活》为一个美学谱系续上的内容。相对于喜剧或者反讽，怪诞的辛辣远为强烈。这个意义上，怪诞近于悲愤而远于体察――许多时候，阎连科以遏制不住夸张的激情。然而，正如阎连科自己意识到的那样，夸张的代价是放弃复杂性。[19]对于《受活》说来，怪诞的巨大效果涂盖了细腻的辨析。这不仅指文学的描写密度或者人物的内心幽微曲折，同时还指多种历史可能――包括潜在的可能――的洞察。文学的深刻性往往意味了强烈与细腻的二者平衡。必须承认，《受活》充分地展现了“受苦人的绝境”，撕心裂肺；然而，即使是相近的故事和人物，历史是否存在别的可能――冲出绝境？
   

    注释：
    [1]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北京，《读书》，2004年3期；阎连科：《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代后记，《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 阎连科、张英、伍静《阎连科：拒绝“进城”》，广州，《南方周末》2004、4、8第27版。
    [3]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北京，《读书》，2004年3期。
    [4] 菲利普?汤姆森：《怪诞篇》，《荒诞、怪诞、滑稽》，15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 参见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351页至427页，李兆林等　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 参见雨果《〈克伦威尔〉序言》，《西方文论选》下卷，伍蠡甫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7]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3页，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 参见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19页，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9] 参见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205页，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0] 参见阎连科、张英、伍静《阎连科：拒绝“进城”》，广州，《南方周末》2004、4、8第27版。
    [11]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北京，《读书》，2004年3期。
    [12] 参见阎连科、张英、伍静《阎连科：拒绝“进城”》，广州，《南方周末》2004、4、8第27版。
    [13] 王朔：《不是我一个跳蚤在跳》，《无知者无畏》，10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4] 参见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第6页，33页，106页，徐文瑞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5] 参见王朔：《我是王朔》，第31、3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16] 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新尝试》，北京，《读书》，2004年3期。
    [17] 阎连科、张英、伍静《阎连科：拒绝“进城”》，广州，《南方周末》2004、4、8第27版。
    [18] 参见凤凰网2004年3月29日刊登的阎连科采访录：《我的自由之梦在〈受活〉里》。
    [19] 参见凤凰网2004年3月29日刊登的阎连科采访录：《小说，疼痛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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