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体西用”与晚清现代化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宗旨，它也为晚清的现代化历程的开启提供了思想之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体西用”却成了阻碍现代化前进的绊脚石，并最终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程中迷失方向。

一   

众所周知，“中体西用”这个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体”，一是 “西用”，因此，这个命题既表达了中学和西学之间的联系，也彰显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中学是传统士人所捍卫也是时人所熟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西学则是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尤其是西学东渐的步伐来到中国的，它是时人深感陌生的东西，在西方列强的枪林弹雨下，中国人又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异样文化和生活方式。一般认为，冯桂芬是这一思想的最早表述者，1861年，冯桂芬在其力作《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指出，在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时应该遵循“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种“本”和“辅”正是“体”与“用”的恰当表达，道出了“中体西用”的基本框架。中体西用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近代洋务运动思想的集中表述，是洋务派处理中学和西学、传统与新学关系的思想主旨，也成为了洋务派自觉不自觉开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思想基石。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对于“现代化”这一当今人们所耳熟能详和真实感受到的现象，学术界却一直没有一个公认一致的说法，各家都各持一端。比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他的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宗明义：“这里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一个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①]也有人认为：现代化是“任何或多或少取代了过去被接受的行动方式的事物，它不仅应用于‘人’，也应用于国家、政治制度、大城市、以及其他如学校、医院、房屋建筑、服饰仪表等”。[②]也就是说，他所认为的现代化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表现形式。也有学者从某个方面去探寻现代化的涵义。总之，不管各位学者从哪一方面或从某个视角，也不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中来探讨现代化，有一点他们是认同的，借用罗兹曼的说法即“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③]它所表征的应该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既然现代化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在世界体系渐已形成的18世纪中叶，中国卷入了世界市场，中国也无可避免的要实践这一进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用了20年的时间来酝酿步入现代化，这一准备期虽然在那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狂飙突进的年代里显得有些过长，但是毕竟为这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做好了某些应有的准备。

二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现代化道路不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也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这一链条始自晚清的洋务运动。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保护下以前所未有大规模的向中国传来，虽然那时在中国人心中树立的是中西文化对立的形象，且由于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和天朝自居的心理，中国人从骨子里不愿意接受西方文化，但是面对内忧（江河日下的社会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外患（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交困的危急情势，清朝政府不得不对自身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才能有望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昔日的尊严，因此在鸦片战争发生的20年之后，经过重重打击的大清王朝痛定思痛，终于开启了改革的第一步，由此中国的现代化之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被迫艰难启程了。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它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中体西用”的出现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作为一种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中体西用”是一种折中的文化选择。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就从鸦片战争惨痛的失败中逐渐认识到要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先了解“夷情”，而且要向西方学习长技，他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就是他努力倡导的结果。魏源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魏揭开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序幕。历史发展到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势，适时的变革已刻不容缓了。而清政府统治集团中的弈、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也认识到必须建立千古未有之奇业来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力排众难，开展了一场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的文化自我中心和华夷观念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仍然起着支配作用，这时的中国，多的是泥古而顽固的人，尤其是传统儒家士子，对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始终还是存在排斥的心理，何况这种异域文化的传入是伴随着枪淋弹雨而来的，这些人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认为是万不能学的，对于洋务派引进的新式事物万般阻挠。为了使要想洋务运动能顺利进行，首先要开化人们的思想，一种既能让国人接受又能改变中国窘状的折中办法应运而生，这就是“中体西用”。这是一种以维护中国传统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传统的文物制度、礼仪教化继续被推崇为“体”、“本”，占据主导地位，而西方的器物技术如声、光、电、化等是可以学的。这就在中学的铁幕下开了一道口，为西学的引进提供了方便之门。正如陈旭麓在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指出“‘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这些东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力量有限，但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④]

洋务官员们正是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旗帜下，开始了自强的洋务运动。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为首席总理大臣，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设置了南洋和北洋通商大臣。总理衙门和两洋通商大臣的设立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三 

鉴于御敌、自强的最初目的，“西用”首先是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武器装备，以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把重点放在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上。自60 年代至90 年代, 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 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 ,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清政府还致力于建立新式海军，这种军事工业和新式海军的出现正代表了中国向现代化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

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军的时候，洋务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是财政问题，战败的赔款、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以及天灾都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致使很多企业都半途瘫痪，新建海军也因为资金的匮乏而进展困难。财政的困难使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的“长技”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基于这种认识，从70 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继“求强”的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主要包括采矿、冶铁、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事业。自70 年代至90 年代,洋务派创办了一批现代民用工矿企业, 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这些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清政府的财政问题，也为洋务运动的继续开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这时的“西用”就不仅限于器物了，而是扩展到经济领域，尽管一开始这些民用企业实行得是官办进而官督商办的管理模式，也无论最初的管理处处充满着衙门式气息，但是毕竟它的主旨是引进西方式的经营管理。

新式军用工业和新式民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必须有掌握新知识的人才，新式武器也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驶，所以新式人才的培养又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就有了新式学堂的设立。新式学堂不同于传统的教育组织，所立的课程也与之有极大的区别。1862年中国第一所翻译学校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设立，1867年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这些新式学堂的建立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技术人才支持，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中国人的知识状态，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传统私塾中摇头晃脑背念儒家经典并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掌握了西技西艺一样可以有好的前途。尤其是1877年中国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出洋，更是打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洋务运动犹如一针催化剂，使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加快向现代型知识分子转化。

洋务运动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种种成果，都无一例外的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现代企业尤其是民用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使一部分传统的农业劳动力转化成为工厂的工人，这就改变了这部分人的作息方式，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小农生活了，而是适应工厂的工作制度安排，把他们逐渐带入现代的生活方式中。社会的变革使传统的“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尊卑贵贱的秩序慢慢被打破，同时也衍生了新的职业，如教师、记者、医生、翻译家、律师等各种专业人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眼前并逐渐增加。琳琅满目的洋商品如洋油、洋皂、洋火、洋布等在中国的港口城市随处可见，这些洋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且物美价廉，因此很快就得到人们的喜爱并进入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总之，洋务运动的开展改变了上及国家大事下到黎民百姓的生活，并且一步步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中古的人慢慢的被拉入现代的轨道。

“中体西用”这种具有调和、中庸色彩的的文化选择，很好的将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开辟了道路，也因此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或深或浅的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这是中国现代化大势所趋的应有之义，也因此洋务运动才能称得上是迈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

四   

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说：“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实施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后然后能生效。”[⑤]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现代化的内容也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原先“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洋务官员们视为理想的“中体西用”的处事原则，已悄然变味。由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到经济、教育，然后渗透到普通人们的生活中去，这其中也间或会有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容，但是这些“西用”的内容超过了洋务官员们心中所能够接受的范围，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更不用说原本就反对洋务运动的泥顽不化的人。当“中体西用”的原则在现代化道路上越来越不适宜之后，它对于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也就到此悄然而止了，剩下的只有阻碍了。但是如前所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在晚清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虽然想把“西用”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却阻挡不了它的进一步膨胀。“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⑥]那些更开明的人士冲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寻找更加合适的理论方法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周安伯、严翅君、冯必扬著:《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5）罗炳良主编：《林则徐—四洲志》，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6）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李书源：《清末民初研究论稿》，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