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焦虑·国家主义思潮·意识形态话语——近代(3)

国家主义与文化比较的误区

    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讨论中，我们曾经听到过许许多多或者极端或者折衷的中西文化观，然而不管那些观点有多少表面上的不同，在其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某种奇怪的思维模式，即不动声色地、悄悄地、似乎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以能否导致国家的富强取代了文化自身应有客观的价值标准。在这里，“国家”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实体，首先等到了无保留的认可，作为 这个政治实体的代表人与象征物的当局政府，也同时获得了它生存的合法性，因而这些文化比较论者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种“国家主义”的思想特殊性征。

我们可以从一种比较富于理性的见解中看到这一特征：

我们既非丧心病狂，何以非主张从根上西化不可？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敢随从陈序经先

生对西洋文化作无保留的称赞。东西文化到底那个真好，这是内在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可以用

功用名词（Functional terms）来做满意回答的。但只用功用名词却可以回答我们的为什么须从

根本上西化的问题，而无须昌险牵涉到文化内在价值问题。然则为什么我们主张要从根上西化？

因为我们四万万如想继续在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则只从根上西化才足以生

效！……我与主张保存国粹以图立国的人正正相反，我深信从根上西化才是我们民族的出路。

这已是一条很有力的理由，如果西洋文化在价值上也是优越的，那自然更好。9

     我们之所以说张佛泉的上述见解比较富于理性，就是因为在理论界对西化与传统的争论过程中，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回避中西文化何优何劣这个简直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将文化价值问题放诸一边，直接提出西化的功用目的，指出在当时，主张西化的人与主张保国粹的人具有一个最根本的共性，也即为了寻求“我们民族的出路”，用当时人的说法就是为了“保国”“保教”。他的见解让我们直捷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四万万人的生存问题。他这里所说“四万万人”，决不是四万万个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个体；它所指称的当然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因而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心的改良运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共产党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运动，都可以被称之为“爱国主义”，因为从这些运动所提出的口号而言，从出发点而言，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拯救处于即将亡国的危机状态中的“中国”并且使它走向繁荣富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通过什么道路来使国家得到拯救，以及由谁来领导这场拯救古老中国并使之重新富强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清末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部分革命党人之外，所有的“救亡图强”论者都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家主义”者，而且包括那些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他们也并没有真正想到过要动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国家主义者”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立场，从根本上说必定会偏离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问题。因为“国家主义者”实际上并不从文化角度上来讨论中西比较问题，甚至也不从民族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而只从国家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只承认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其视野中心置于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之中。

我们最好还是看看下面打出国家主义旗帜的常燕生怎样说：

我拥护“中国本位的”的文化建设，而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我所谓“中国本位”就是指一切文化建设都必须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机体的利益为前提，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本身的生存发展的，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譬如缠足和穿高跟鞋，都是有害于中国的，就都应该禁止，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见得都有利于中国的存在的发展，儒家的家族主义思想，道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佛家的出世思想，对于现代中国都是害极大而利极小的，都应该把它打倒，没有保存的必要。打倒这些也不不爱国，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我们爱国的人，都希望中国变成了蘧伯坟，活到了二十世纪应该知道十九世纪以前的旧中国的错处，不要怙过饰非，这才是真正爱国的人。所以我反对“中国文化本位”，因为中国固有文化不见得都有保存的价值，我们必须仔细检讨一切，才能说哪些应该保存，哪些应该打倒。10

正如常燕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与“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中国”与“中华民族”也并不是一回事，国家主义的感情指向既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而当人们探讨文化问题时却很容易混淆了这两者，而不由自主地陷入国家主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国家主义者在思想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完全否定除了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它应该同时考虑的利益，并且以国家利益代言人自居，尽管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多数国家主义者都并没有真正获得过这种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因此，他们都只能说是“自以为是”的国家利益代言人。然而，许多场合，这些自以为是在国家利益代言人比起真正处于代表国家利益的行政位置上的人，具有更多的敬业精神，而且他们的思想论表述方式中，也具有更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当常燕生说凡是“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体身的生存发展的，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譬如缠足和穿高跟鞋，都是有害于中国的，就都应该禁止”时，他决不是以一个在野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口吻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与文化见解，虽然他实际上只具有这种身份；相反，他的表述方式完全类同于某种官方意识形态。他不仅仅是以一个客观的研究者的身份指出社会与文化进种中的规律，指出事实“是如何”，而且他更是在以一个无所不能的文化统治者的身份在推行一种意识形态，在下令民众“应该如何”，是在想象中将某种思维模式、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伦理道德以及生活方式强加给民众，在他提出要保存什么，拒绝什么，接受什么禁止什么时，他所想要表达的决不仅仅是某种个人化的文化价值观，甚至也似乎并不仅仅以表达为目的。
因而，国家主义思维模式必然直接导致以意识形态话语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文化见解，在文化比较领域里就更是如此。而且这种意识形态话语还充分表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某些学者对全盘西化论者的批判中。对全盘西化论的批判基本出自两个理由，其一是以虑构的民族文化优越性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之不可战胜，其二则显得更有说服力，它就是象下述吴景超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话：

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着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社会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策也是西化。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呢、还是化入社会主义？11

在这里，作者似乎并不是在讨论一个文化问题，甚至也不是在一般地讨论政治与社会制度问题，而是在制定国家政策，制定一项欲以强权在全国上下推广而且似乎必定能够推广的政策。应该说，中国近代激进的提倡全盘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一直没有能很好地正面回答这些诘难，因为他们同样也试图以意识形态的强制口吻来解决文化问题，希望他们为救亡强国开出的药勺方能够在一夜之间推行到全国上下，于是万众一心，全民动员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无论是全盘西化的提倡者还是批评者，都将一般民众看成是行为上完全没有主体意志与选择能力的木偶，而他们自己则是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制造者，似乎只要他们发现了真理，每一个行为者就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方案，于是社会形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对立面，从来就并不具有这种社会控制能力，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设计者。而正是因为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国家主义思潮，决定了他们的理论中，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在文化讨论中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意识形态话语。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国家主义思潮并非只出现在晚清以来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实际上，它有着深厚的传统背景。然而从近代的特定时期看，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却与西方输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达尔文对生物界“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的提示，固然在欧洲就已经被少数社会科学家滥用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然而这个理论在中国近代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在欧洲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的思想界之所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此感兴趣，决不是因为这个理论比起其它社会科学理论来更具有真理性，而仅仅是因为它刚好适合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需要，它恰好是思想界鼓动“救亡图强”的极其称心如意的理论根据。当人们将一个国家视为一个生物体，从整体上来思考它的生存与繁衍时，当人们对生物体的生存环境想象为危机四伏的泥沼泽国，认为稍有懈怠便会陷入万劫不复境地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身的发展必定要对所有其他竟争者的征服作为手段，试图通过剥夺其他国家的生存权来使自己进入终于可以满意的生存状态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一个半世纪里国家主义思潮泛滥这一根本原因，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界与政治界长时期地沉溺于“边缘焦虑”这种窒息性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会从中国找到它最广泛的市场。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某些青年学者以冷战时期的夸张敌意谈论西方的所谓“文化侵略”，我们更可知道在文化比较问题上要建立一种正确心态是多么困难。从理论上说，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研究尚未成熟，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可以进行客观的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环境。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文化也是如此。社会与文化之复杂，主要就表现在组成这个有机体诸多个体有着自己各异的道德取向，而且更有着自己各异的利益需求。社会与文化本身都是多元的，国家并不能代表它的一切，极权者同样也不能，而文人们更不能。联想到从孔子时代以来，中国文人的道德说教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我们不由得要想到，至少文化比较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长达两千年的思维惯性，这使得客观而冷静的文化比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只能成为一种未来才有可能出现的理想。因面，我们决不能满足文化比较已经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还应该要求通过这种讨论，能够使我们对民族与文化的现状与未来的更清醒更明智的认识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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