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1)(2)
2015-08-14 01:10
导读：霍尔提出三个“假想的立场”来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第一个假想的立场是主导一霸权(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场，传播的目的是
霍尔提出三个“假想的立场”来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第一个假想的立场是主导一霸权(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场，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际相同含义的交流。处于这一立场的新闻传播者的理想的传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传播”，即受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其对信息解读的方式和过程完全符合于编码时刻所设定的预期。然而，这种预期的实现要依赖于媒体的暗中操作。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北爱尔兰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变、或者《工业关系法案》的霸权阐释，主要是由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制定的：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并结合具体挑选播映的场合与式样、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第二个立场是协商式(nego-tiated or corporate)立场。霍尔援引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在此，霍尔看到了编码一解码过程中存在着包容与控制的双向运作。第三个立场是抵制式或对抗式(counter-hegemonic)立场。霍尔认为，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主导媒体文本中处于优先解读地位，但并非说明所有的受众都会自动做出这种选择，解码人的社会状况会激励他们采用不同的姿态来对待同一媒体文本。因而，如霍尔所分析的，工人受众往往会将主流媒体编码的关于“限制工资必要性”的“国家利益”解码为阶级利益。这一立场富于批判性和抵制性。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对媒介文化研究有着两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方面，编码／解码模式显示了与它之前的媒体研究中两大研究范式的融合和决裂，在超越实证主义“发送者一信息一接收者”的线性传播模式的同时，又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将话语、符号、权力、社会关系等引入媒介研究，标志着英国媒介文化研究开启了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新纪元；另一方面，霍尔的三个“假想的立场”为媒介研究的民族志受众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霍尔的同事、著名批判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采用霍尔模式，对“全国上下”新闻节目进行了民族志受众分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的《看(达拉斯)》也堪称运用霍尔模式进行传媒受众分析的经典之作。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当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近来也遭遇到批评和挑战，霍尔本人也曾反思编码／解码理论：“我曾经想摆脱那些观点的起源出处，我们已身处历史中，因而话语也是散漫无序的。但是编码理论并非天外飞来，我曾犯了个错误，只是把那个图表划了上半部分。如果你想阅读全部内容，你必须划一个环形图显示它。因此我必须说明白解码是如何进入记者选题的实践和话语体系的。”笔者以为，霍尔的文化理论建构于表征理论，始终强调意义，编码／解码模式也不例外；由于过于执着于意义，往往忽视了对更为宏观的因素(如经济因素)的关注。如果引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用对文化资本的拥有来分析受众的解码立场，这样会更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操作性。我们要牢牢记住格罗斯伯格的忠告：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济，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三、传媒、政治与意识形态
当今很多传播学著作，尤其是《大众传播学》之类的高等学校教材，无一例外地将斯图亚特·霍尔列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传播学者之一。笔者以为，霍尔对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新闻报纸)的分析极富马克思主义批判色彩，为传播学的批判范式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透过霍尔对传媒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霍尔的真正意图是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以左翼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光，洞察这一文化形式所负载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效果。因此，霍尔的传媒分析更倾向于文化政治学，其关于文化、文化研究、接合理论、意识形态等一系列理论在此杂陈并置，形成一种“复调”奇观。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道克尔(John Docker)在分析霍尔的《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时，指出该文“绝大篇幅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传媒只在结尾处论及”。事实上，《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堪称霍尔媒体分析的代表作，它采用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到了20世纪，大众传媒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它们一举奠定了领导权、霸权和统治，传媒现在的责任是向集团和阶级提供关涉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集团生活的形象，信息和知识，它们交织在我们仿佛是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总体之中。”。霍尔的理论视点是葛兰西式的，认为传媒与家庭、教会和学校一样，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机器实施其意识形态霸权所赖以凭借的机制。这一论述显然迥异于哈贝马斯所谓的“传媒运作的空间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霍尔看来，那种假想性的民主化的公共空间有如海市蜃楼，传媒真正运作的机制乃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霸权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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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在论及大众传媒时，首先驳斥了“共谋论”、“取代论”和“听任论”等颇为流行的传媒理论。当时一些左派理论家想当然地以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存有共谋关系，以遮蔽观众和全体选民的眼睛。霍尔对此论调不以为然。并援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章，认为电视和政府的关系是相对自主的，媒体从业者均按照其自身的专业编码来运作，即使是BBC这样的国有新闻机构，其新闻工作者也并不直接对政治家负责，当然， 特殊的紧急情况除外。麦克罗比将霍尔专注于对媒体与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称之为“一种微观政治学分析”，一种“复杂的统一体”。
麦克罗比在《文化研究的用途》中将霍尔的文化理论列为首章，并着重研究了霍尔的传媒、政治与意识形态理论。我们不妨借重麦克罗比的眼睛来鸟瞰霍尔对传媒的文化政治学分析：
首先，霍尔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媒体的意识形态作用就是恢复和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霍尔在阐述中显然又融合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认为媒体“恢复和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目标从未存在过，总是存在新的被瓦解的可能性。因而，媒体与政治之间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类似于中立国与政治的关系：“既需要政治家遵守媒体规则，同时也需要媒体提防对选择性和偏见的指责，而通过对政治家‘现场直播’或‘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看上去中立的空间。”传媒已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各党派政治纷争的角斗场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在此上演。一方面，传媒机构总是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以适应当权政治文化的变动和趋势，霍尔例举英国广播公司为自己打造国家文化机构身份的过程，“……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声音’而维护了主导阶级文化的标准及价值，并且同时把其他阶级和各地区的‘不同声音’纳入到它有机的联合框架之中。英国广播公司不仅是一个‘国家机构’，还是一个人民的机构，曾一度与全体英国人民的命运与前途休戚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媒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改变，传媒呈现出“去政治化”态势。霍尔敏锐地观察到政治电视的边缘化，“由于激烈的竞争，商业利润，更多的不规则在操作，时事电视为迎合娱乐性而逐渐边缘化，被称之为‘时效电视’(factual tel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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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霍尔通过《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中对“民间魔鬼”所引起的“道德恐慌”的关注，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批判，别具匠心地指出：大众传媒承担着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通俗习语，从而达到对民众的规训的目的。霍尔在对撒切尔政府，包括对后来的布莱尔政府的批判中始终着眼于文化政治学，创造了“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并不只为财富或中产阶级服务，也为普通民众效力；普通民众也可以变成获利者和新型私有化的公共设施中的投资者，即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霸权)的新术语，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传媒机构不时报道：撒切尔夫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同工人阶级一起抱怨过分官僚化的左派、工会和地方政权，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承诺向福利国家迈进，如此等等。霍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传媒的实质就是将意识形态生活化或文化化，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就是要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其政治统治霸权。
综而论之，霍尔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阈出发研究大众传媒，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文化政治学范式，霍尔对传媒的分析绝不是居高临下的空谈式的
社会学批判，他始终坚持将传媒置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来发掘其意义和效果，其媒体文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文化研究这一学术思潮的政治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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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邹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