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困境(1)(3)
2015-08-27 01:01
导读：三、书写形而上学与媒介文明史 “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这一新环境本身常常被视为是腐朽堕落的。但是，新环境能使在此之前的旧环境转变为
三、书写形而上学与媒介文明史
“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这一新环境本身常常被视为是腐朽堕落的。但是，新环境能使在此之前的旧环境转变为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文字刚发明时，柏拉图把先前的口头对话转变为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24）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口述传统的衰落和文字书写的兴起，当柏拉图写作他的著作时，已自觉不自觉地领会到了某种他自身所处的“媒介间性”的处境。这一处境使他创造了他的对话体戏剧。25）在此意义上讲，柏拉图是最早充分领会到某种媒介的杂交能量的人。所谓苏格拉底/柏拉图著作，准确地讲，就应该叫苏格拉底—柏拉图文本。正是这样的文本的跨媒介效应，导致了解读柏拉图著作的第一重难题。
柏拉图是如何摆弄他所领会到的这种“媒介间性”沟通的艺术的呢？《巴门尼德篇》可谓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该篇对话中，为了克服从口传到文字的媒介阻隔、从过去到现在的时空间距，柏拉图构想了一个“三重报告”式的戏剧：少年苏格拉底和芝诺以及巴门尼得的对话被想象在几十年以前已经发生；由于当时皮索多鲁在场，对话的内容便由他转述出来，传到了安提丰；凯发卢斯得知安提丰知道这一对话的内容，便去拜访了他。于是，对话便被这样记录了下来：凯发卢斯转述安提丰，安提丰转述皮索多鲁，皮索多鲁在场。通过这种方式，柏拉图便沟通了苏格拉底对话和柏拉图写作之间的媒介差异和时空间距。
然而，这样的解读对领会柏拉图著作的主导意趣有什么帮助呢？如何保证这样的解读不是牵强附会？首先，这样的解读能否为解决“《巴门尼德篇》的解读困难”提供某种新的启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巴门尼德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的eidos论的批评，这些批评揭示了其理论的内在矛盾。第二部分则由巴门尼德现身说法，从许多方面证明，他自己所坚持的爱利亚学派“万物归一”的基本主张，同样也是矛盾重重的。
与其他对话不一样的是，在《巴门尼德篇》中，主要发言人已不是苏格拉底，而是巴门尼德。如果说，柏拉图完全是在转述苏格拉底的思想，那么，由于当时苏格拉底太年轻，怎么可能有如此成熟的思想呢？如果说书中完全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那他又为什么要以巴门尼德为自己的代言人？
“如果说，柏拉图在写这篇对话时（有人推算，约公元前370－367年间）已改变了思想，否定了型（即eidos——引者注）论，而更加趋向于毕达歌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因此以巴门尼德为自己的代言人，那末为什么又在该篇第二部分让巴门尼德对自己的学说来一番‘自我解剖’？无论对该篇第二部分作何解释，柏拉图把自己思想上大变化和发展说得如此拐弯抹脚，其原因常使人百思不得其解。”26）
看来，柏拉图确实在有意为后人制造难题。对于这一难题，苏格拉底—柏拉图文本自身是否暗藏了某种解读自身的内在秘诀？
当然是有的。《斐德罗篇》就是一例。因为，无论从文体还是从结构上来看，《斐德罗篇》都可说一篇戏剧式的“文学批评”，它具体地向人们展示了柏拉图的批评策略。而在“批评就是书写”已很容易理解的今天，柏拉图的阅读策略不就可以看成是他的书写策略的某种注解吗？而领会了柏拉图的书写策略，难道还领会不了他所编织的“柏拉图文本的解读难题”？
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断，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27）对于这样的“生命体”，正确的解读法则有两个：头一个“是统观全体，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概念下面，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使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可以一目了然。”28）第二个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剖析成各个部分，却不要像笨拙的宰割夫一样，把任何部分弄破。”29）而凡是掌握了这两种本领的人，他就“能如其本然地看出一和多”，30）从而成为一个真正领会了dialectic（辨证术、辩证法）的爱智者。
大学排名 dialectic 这一词具有什么意思呢？从构词上讲，它是“（互相）讨论”这一词的名词形式。而“讨论”一词的词源，则是“摘取”、“收集”。“摘取”、“收集”后来演化出它的主要意义：言说。“言说”一词加上“通过”、“贯彻”、“分开”的前缀，就成了“讨论”。31）因此，所谓柏拉图的阅读策略，也就是某种“讨论”的策略，“对话”的策略。
dialectic有三种。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dialectic就是这个字的最初含义，即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而在中期对话中，dialectic则成了高于其他一切学科的学问，它能认知“eidos”（相、型）以至最高的“善”，相当于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后期对话中的dialectic，则已趋向于分析与综合的辨证术，也就是探讨一和多的辨证关系的根本策略。
dialectic的内涵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呢？众多的柏拉图注释者基本上都没有指出解释这一问题的线索。然而，联系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正是口传媒介的地位开始衰落、文字媒介的地位逐渐上升的转变时代，事情可能就是的：早期对话中dialectic一词的含义恰与口传媒介的特点一致，中期对话反思媒介本身，而后期对话则基本上完全对应于文字媒介了。如此看来，柏拉图在写作的实际过程中，无论是从意义的表达方面，还是从意义如何抵达他者的方面，可能就的确领会到了，不仅在媒介与媒介之间，而且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复杂的“间性”关联。
只是，为什么只有通过主体间的“（互相）讨论”和媒介间的间性沟通，才可能解读一个文本、书写一篇文章呢？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这乃是因为书写首先要知道某种真理。但真理是什么东西呢？真理不是一个知识的对象，不能靠我们在我们自身之中去发现。32）换言之，即言说真理乃神人的本领，非人力所能及。然而，我们似乎又能确切地意识到某种真理。因此，问题便是，真理究竟来源于何处呢？真理来源于神灵的凭附。可神灵的凭附有若干种，究竟那一种才是最接近真理或者就是真理自身的显现呢？就是那种哲人所领会到的凭附。凭什么判断哲学的凭附就是真理的呢？“这原因在人类理智须按照所谓‘理式’（即eidos——引者注）去运用，从杂多的感觉出发，借思维反省，把它们统摄为整一的道理。这种反省作用是一种回忆，回忆到灵魂随神周游，凭高俯视我们凡人所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侯所见到的一切”〕。33）如是，所谓真理的来源就是“神灵的凭附—回忆”这样的一种交互运动。正是这样的交互运动本身，才促使了《斐德罗篇》这样的作品的产生。因此，所谓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更准确地说就是“神灵凭附在苏格拉底—柏拉图身上的回忆运动”。所谓哲人，也就成了人和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哲人如何可能向人们传语和翻译（神的话语）呢？首先是因为过去有一个时候，他们曾“跟在宙斯的队伍里，看到了那极乐的景象，参加了那深密教的入教典礼——那深密教在一切深密教中可以说是达到最高神仙福分的”。34〕其次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回忆的法则。这法则就是：就像爱美一样，“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35）
不仅作出了这样的论断，通过《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和《吕西斯篇》的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做出了生动的演示：首先设定一个谈话的主题，并假设人们对这个主题都有所了解；然后从某个比较一般的角度，为谈论这一话题寻找到一个为讨论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前提，根据这一前提推论出某种结论，从而断定先前的假设只是虚假的论断；找出反例，论证这样的推论也不完全成立；于是，再以早先的假设的预设前提为反思的起点，重新提出一个更一般的且被认可的假设，根据这一假设得出新的推论；再找出反例……以此类推，直到穷尽各种可能。——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的真正目的：拆穿所有的虚假结论，直到人们对所谈论的话题有所领悟，直到文章感动了心灵。
因此，这才是苏格拉底标举没有媒介的书写的真正原因：书写本身并不是什么可耻的、臭名昭著的行为，书写的目的仅只是凭借媒介来孕育心灵。准乎此，柏拉图才反复申明说，真正的哲人所在所不辞的，“为的倒不是想在言行上见好于世俗，而是想一言一行，都无愧于神明。”36）——像蝉那样，一生下来就开始歌唱，到死为止。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苏格拉底—柏拉图才要借助神话来言说真理，因为人不能直接认识真理，而神话是口耳相传的真理。
明乎此，所谓“《巴门尼得篇》的解读困难”，或者，所谓“柏拉图著作的解读难题”，不就是某种哲学的基本困境？因为，既然《巴门尼得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极端相反的事物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的问题，37）也就是世界的原初起源问题；既然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关心的，就是“可说/不可说”、“可传/不可传”的问题，也就是“可朽/不可朽”的问题，那么，我们难道还不明白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独特裁决：不仅体会到了自身观念的矛盾冲突，更主要地是领会到了真理的非对象性、非分析性；不仅意识到“意义”的表达受制于意义本身，而且还受制于传播的媒介、语境、他者；柏拉图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调和这一切。因此，所谓柏拉图“对话”的精髓：就是以某种具有虚拟性质的、内在矛盾性的、开放性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在人与神之间、在媒介与媒介之间，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性。柏拉图著作所营构的解读难题，就是某种“间性沟通处境”的本体式隐喻。如是，如果把媒介本身也看成是一种话语，所谓书写、所谓书写所形成的踪迹，从媒介理论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就诚如麦克卢汉所说：
在两种媒介杂交或交会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话语形式。因为两种话语的相似性，使我们停留在两种媒介的边界上。这使我们从平常的恍惚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重新领会到某种新型的人与自我、人与世界、人与他者的隐秘制约与关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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