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困境(1)(5)
2015-08-27 01:01
导读：注释： 1、除引文外，本文正文中所涉及的柏拉图对话的篇名、人名和地名的译名，一律采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而各译者的原译名，则只在注释中
注 释：
1、除引文外，本文正文中所涉及的柏拉图对话的篇名、人名和地名的译名，一律采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而各译者的原译名，则只在注释中注明。
2、此处文字系转述，中译文请参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8—9页；《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8页。
3、转引自[日]高桥哲哉：《德里达：解构》，王欣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4、有关这一问题的比较简洁的概述，可参阅[英]A·E·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0页；朱光潜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撰写的“译后记”，见《文艺对话集》第335页；以及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0页。
5、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6、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7、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参王晓朝为《柏拉图全集》（第一卷）所撰写的“中译者导言”。
8、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2页。
9、同上，第176页注②。
10、J.Derrida， 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P67。
1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0页。
12、参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1页。
13、J.Derrida， 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Translator’s introduction”，Pⅹⅹⅳ，ⅹⅹⅴ。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4、Ibid，P127。
15、Ibid，P127。
16、有关埃及神话可征信的中文文献，可参阅刘城淮主编《世界神话集》（1—4）有关埃及部分，
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J.Derrida， 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P93。
18、Ibid，P93。
19、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20、“康德哲学所涉及的问题，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苏格拉底则涉及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参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35页。
2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页。
22、同上，第42页。
23、同上，第56页。
24、同上，第27页。
25、哈佛洛克（Erick Havelock）在其宏著《柏拉图导论》中，就希腊人的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到柏拉图时代，文字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新环境开始了使人脱离部落式习惯的过程。在此之前，希腊人的成长受益于部落式的百科全书这样一种过程。他们将诗人吟诵的
诗歌铭记在心。诗人们为一切生活事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性智慧。非部落化的、富有个性的人出现之后，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柏拉图为读书识字的人制定了这样一种新型计划。该计划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他的《国家篇》中。借助拼音字母表，分类智慧接过了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操作性和部落式百科全书。See: Erick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Oxford： Basil Blackwell，1963，P115—133。
26、参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27、柏拉图著《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50页。
28、同上，第152页。
29、同上，第153页。
30、同上，第153页。
31、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70页。
32、这就是《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和《吕西斯篇》三篇对话的主题。参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4—230页。
33、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4—125页。
34、同上，第126页。
35、同上，第273页。
36、同上，第167页。
37、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50页。
38、[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页。
39、麦克卢汉认为，由于电子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卷入世界、卷入他人和卷入信息的方式，并产生了“新文化”，这在事实上就会产生新的“人”。这一“新人”和印刷时代的“旧人”对比，将具有如下特征：游牧民∕市民、游徙∕定居、无阅历∕有阅历、权力∕权威、快乐∕幸福、新闻∕文学、野蛮∕文明、真理式激情∕激情式真理、名望∕成就、巫术∕科学、确信∕怀疑、色情∕戏剧、传说∕历史、梦想∕艺术、娼妓∕妻子、预言∕
政治，等等。参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11页。
40、麦克卢汉正确指出了媒介的杂交能量对人的感知所产生的危险关系和魔幻效应，但仍未充分注意到现实的“跨媒介”和“跨文化”的关山千万重的复杂性，并保留了不少“行动”分析的残余。为此，他遭到了马克·波斯特的批评。马克·波斯特致力与把解构理论与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认为那种从“行动”的角度来考察“人”的理论范式已经失去了其有效性。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社会理论如要继续保持其批判力，就必须从“信息方式”的角度来考察“人”。也就是说，在电子文化时代，人们将不能继续从“人与人的相互行动”的角度来观察自己，而应从“信息的交互运动”的角度来观察自己。参[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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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J.Derrida，Dissemination，translated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 University Press，1981，P63。
4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83页。
43、同上，第84页。
44、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9页。
45、同上，第272—273页。
46、参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全两卷）导言，王佩莉、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1999年6月版。
47、培根语。转引自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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