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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现实的挑战面向理论的创新——人的全面发(2)

2015-08-31 01:43

  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文化转向

       １、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乃至文艺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不同于８０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以及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原有的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在一次有深度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这次"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研讨会所展示的，恰恰是这种转折性的变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钱竞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新意的"旧话重提"，也展示了与时俱进的学术格局。而且，这次转折所伴随的必定又是一次学风的变化。与８０年代的急促、幼稚和浮躁相比，今天的学人更讲求理论--范畴--逻辑所沉淀的历史内涵，而不是狂放而空泛的宣言。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与会者对发言的回应，都证实了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注重"言有物"以及"言有序"的学术倾向。
       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指出，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学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和正统的学院文艺学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偏见，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如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与身体文化等。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工作的程序。金元浦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１８世纪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的。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因此，他的发言集中讨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他指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日常生活中心的，已经不再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等。陶东风认为９０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也提出要重新认识和构建文学理论：（１）文学曾经是文化教化的中心，也是审美文化的中心，这是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的：一是语言与理性的关系，黑格尔就是以此赋予了文学在艺术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二是印刷文化中文字的主要地位。小说与印刷时代和现代化有一种共生的关系。（２）在电子文化出现，特别是电视普及、计算机普及使文学在文化中的读者份额和支配中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文学理论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体系和艺术体系中的定位。（３）文学与人的关系首先是文学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一个人有多少时间来读文学，其次是文学在人的发展（美育）中起了多大作用，审美感受是来自哪一种艺术门类。（４）文学理论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变化了的环境，才能重新认识自身。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许明认为，文艺学是一门中介性的学科，其特征是实践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目前，文艺学的发展面临着八个方面的关系：（１）意识形态与文艺学的关系；（２）社会制度与文艺学的关系；（３）经济全球化与文艺学的关系；（４）市场经济与文艺学的关系；（５）高科技、互联网与文艺学的关系；（６）艺术实践与文艺学的关系；（７）自然生态与文艺学的关系；（８）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的关系。文艺学的发展必须要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回应。文艺学正在走出书斋，它应当充分关注现实，充分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的进程问题。社会有理由把沉湎于书斋的学者抛弃。文艺学是一个开放性、实践性的体系，这是我们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真正获得与国际同行对话的立足点之所在。
       许明的发言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有些学者对"走出书斋"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有一些学者对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关于跨学科研究，钱竞认为，在文艺学与友邻学科之间、与远邻学科（如生态伦理学等）之间、与突发事件之间，不能过于功利地生硬整合，而必须思考和寻找那些过渡、中介环节，注重"间性"的互动对应关系，让多学科知识成为真正的思想资源、又生成能力的思想资源。
       与上述诸位学者的观点不同，上海师大文学所教授余虹提出，文学的自主性是一种尚需努力的文学现代性工程。文学自主性问题仍然是当代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或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必须联系"生存自主性"来思考"文学自主性"和"文学现代性"问题。文学自主性问题是生存自主性问题在文学活动领域的展开。如果我们还认同"生存自主性"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文学理论对"文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保卫文学自主性"。黄克剑认为，人生有审美这一独立的维度，对于这一维度的自觉是审美自觉。从审美价值是人生价值祈向中的独立的一维这一点，可以大致确认审美在人生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而审美之维所提供的审美视界却又可以摄受整个人生。进入审美视界的种种人生题材被措置在一定的审美形式中，于是便有了所谓文学艺术。 

       ２、文化研究仍然是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而且正在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我们有可能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有所作为吗?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王宁指出,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往往从一种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正越来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联网的作用。因此重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对于弘扬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的主观能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宁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本质的前提下,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通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全方面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另一方面则对西方学术界的固有思维定势产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建中从概念、历史和理论三个方面对当代欧美学术界的流行文化研究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西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已不是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取向，而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取向，其研究对象是现代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一样，一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及其批评，历史，心理分析，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建平的发言指出文学艺术的评价要从文化性和国际性两个方面考虑。在国际性的术语下，他对"世界文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不管歌德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只说了单数的"世界文学"。今天，后殖民时期的"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这一新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人立足于自己文化立场的对人类各民族优秀文学的各自解读、接受，也意在表示他们之间在此基础上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对６０年代电影进行了文化考察，指出作为"文革"中硕果仅存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之一，电影不独构成了一代青年的娱乐史，而且重组了他们的精神史。程光炜指出，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的当代文学史上，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实际还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然而，电影院实际就是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博物馆，它不仅珍藏着对文学史而言弥足珍贵的各种文献，也把当时许多文学的构成方式、话语方式和审美经验尽可能地收纳了进去。因此对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在今天也不应该形成任何障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孟繁华对１９４２年以来大众文学的演变进行了描述，认为４０年代以后的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学培养了读者崇尚暴力的审美趣味；８０年代以后置换成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同样充满暴力倾向。电子传媒的产生重塑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学遭到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两方面的攻击，被视为"带菌的文学"，需要不断被"除菌"。诚然，大众文学是带菌的，但大众已经有了免疫力。苏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子平对民国转型时期的大众通俗文化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近代通俗文化研究中还没有找到与大众通俗文化相适应的研究思路。大众文化非要被拔高到与精英文化可以对话的地步才能被研究，而无法与精英文化对话的部分则没人关注。
       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金元浦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组个案分析包括对《大话西游》现象、"脱口秀"、《黑客帝国》、韩东等《断裂》问卷、苍蝇乐队、"校园民谣"以及老照片系列现象的文化解读。其中对《大话西游》现象的分析采取了课堂讨论的形式，带有一定的实证性质，在方法上更接近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而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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