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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9 01:08
导读：当然，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
当然，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9]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自己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1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于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二、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2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做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10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11]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12](559)。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12](561)。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13]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15]，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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