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曹沫之阵》与《慎子》佚文(1)(2)
2015-09-13 01:09
导读：二 简文和佚文的比较 简文“鲁庄公将为大钟，型既成矣”，《慎子》作“鲁荘公铸大钟”。简文所谓“为”，也就是“铸”。从简文看，鲁庄公是“将为
二 简文和佚文的比较
简文“鲁庄公将为大钟，型既成矣”，《慎子》作“鲁荘公铸大钟”。简文所谓“为”，也就是“铸”。从简文看，鲁庄公是“将为大钟”，“型既成矣”，已经做好了钟模，但“大钟”尚未铸成。而《慎子》“鲁荘公铸大钟”，是说鲁荘公铸造大钟，到底是已经铸成了，还是正在进行中，似乎不太清楚。但从下文“君何不图之”来看，曹刿既然劝阻，大钟应该尚未铸成，否则就是马后炮了。由此看，两者虽有简繁之别，但实质是一致的。
简文之“”，《慎子》佚文除《初学记》和《天中记》作“曹翙”外，其余都作“曹刿”。《说文·羽部》：“翙，飞声也。从羽，岁声。”《刀部》：“刿，利伤也。从刀，岁声。”李零认为曹刿“在古代主要是以刺客而著称”[20]，是符合事实的。其名为“刿”，当与其在“在柯之盟执匕首劫齐桓公”有关。所以，《初学记》和《天中记》的“翙”字，当为“刿”字通假。《慎子》佚文本当作“刿”。
曹刿劝谏的内容，简文详尽而《慎子》佚文简略。简文“昔周室之邦鲁，东西七百，南北五百，非山非泽，无有不民”一段，述鲁国初封建国时的“强大”，为反衬之文；《慎子》佚文则无，当为其省略。因为《慎子》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轻记事而重论理，或者说记事是为了论理。所以，简省其作为反衬之文的记事部分，是势所必然。
简文“今邦弥小而钟愈大”，《慎子》佚文作“今国褊小而钟大”，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只有两点。一是简文“邦”，《慎子》佚文作“国”。从大量的出土文献来看，简文之“邦”当为本字，《慎子》佚文之“国”当为汉人为避汉高祖刘邦讳而改。比如传世文献里的“相国”，出土文献就作“相邦”；传世文献里的“国家”，出土文献就常作“邦家”。由此看，《慎子》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有汉人的改动。二是简文“弥小而钟愈大”，《慎子》佚文作“褊小而钟大”。“弥……愈”作为表示递进关系虚词，《慎子》佚文简省了，并不妨害其论理。简文之“小”而《慎子》佚文作“褊小”。《说文·衣部》：“褊，衣小也。从衣，扁声。”《小尔雅·广言》：“褊，狭也。”而“狭”亦小。“褊小”即“狭小”，复辞同义，所以文献往往并举。《左传·隐公四年》：“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孟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荀子·修身》：“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简文的“小”为单音词，《慎子》佚文“褊小”为双音词。按照先有单音词，后有双音词的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简文显然比《慎子》佚文要早。
简文的“君其图之”，《慎子》佚文作“君何不图之”，语气虽稍有变化，但意思完全一致。“君其图之”是祈使句，“其”为副词，表示祈使语气。而“君何不图之”则是反诘句，“何”为代词，表示疑问语气，“何不”相当于否定之否定，也就是等于肯定。所以，“君其图之”或“君何不图之”，都是表示曹刿的强烈要求，希望鲁庄公重新考虑“铸大钟”之事。言外之意，就是希望鲁庄公改弦更张，为珍惜国力而停止铸造大钟。
曹刿的劝谏，简文还有“昔尧之飨舜也，饭于土塯，歠于土铏而抚有天下，此不贫于美而富于德欤？昔周室……”以及“庄公……乃命毁钟型而听邦政”的大段记载，而《慎子》佚文则无。
这些都说明《慎子》佚文是节选，不是其原始的出处，而简文方是其原始出处。所以，《慎子》佚文的上述记载，应该出自竹书《曹沫之阵》。
如果说《慎子》是慎子之作，竹书《曹沫之阵》的成书就应该早于慎子。胡适认为慎到的时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年；[21]钱穆认为慎到生于公元前三五○年，卒于前二七五年，享年七十六岁；[22]吴光认为“慎到的生卒年代，当在公元前三六五年至前二八○年之间，晚于申不害而早于韩非”。[23]《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
又《孟子荀卿列传》云：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盐铁论·论儒》更说：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愍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可知慎到是齐稷下先生之一，当为齐宣、愍王时期之人。齐宣王在位为公元前三一九至前三○一年；齐愍王“北幷巨宋”在前二八六至前二八五年。其《慎子》各篇的产生，基本应在此时段内。由此推论，竹书《曹沫之阵》成书的下限，应该不会晚于齐宣、愍王时。
至于其上限，自然不会超过鲁庄公十年（公元前六八四年）。道理很简单，《左传》记载：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在这之前，曹刿肯定没有见过鲁庄公，不然，“其乡人”就不会反对了。而简文所记曹刿劝谏鲁庄公铸“大钟”之事，应该在这之后。至于竹书下文记曹刿与鲁庄公论兵之事，与《左传·庄公十年》“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和《国语·鲁语上》“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近，既有可能是这次曹刿论战的内容，也有可能是长勺之战后所论。无论如何，竹书《曹沫之阵》的成书，都不会早于鲁庄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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