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崎裕司著《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谷川道雄(2)
2015-09-21 01:01
导读：明治大学的崛敏一也认为“贵族势力的根基如果不是直接来源于大土地所有以及对那些生产者拥有支配权的话，是不会直接转化为精神关系的。这是解明乡
明治大学的崛敏一也认为“贵族势力的根基如果不是直接来源于大土地所有以及对那些生产者拥有支配权的话，是不会直接转化为精神关系的。这是解明乡里社会生产构造的关键所在。”（《评＜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80-2》）。
对于以上批评，谷川1987日本ェディタ—スケ—ル出版部出版的《中国中世の探求》一书中做了如下回答：
我没有否定过六朝时代存在着阶级关系，我们的共同体理论是把它做为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提出的。我亲身经历过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讨论，那些自我标榜为坚持“阶级史观”的学者，实际缺乏一种客观的把握那些复杂的历史现象的能力。我在经历了这些论争的基础上，在反省战后日本史学研究理论的不足，摸索中国历史内部的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提出了共同体的假说。
谷川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灾荒、饥饿的时候，社会上有一种谋求改变这种现状，力求人类共存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这一力量即来自共同体。
作者在第三章里还介绍了谷川共同体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民众的主体作用。谷川认为六朝的贵族是否能够成为地方社会的指导者是与乡党的评论密切相关。即成为指导者的前提首先要得到乡里民众的拥护。六朝贵族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为支配阶级的。不论民众如何贫困、如何没有权力，但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主体。而保护民众的是共同体。
在第四章，以“隋唐帝国的意义”为题，介绍了谷川的以下论点。
谷川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各种各样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隋唐帝国的形成也是如此。隋唐帝国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谷川认为：首先是把一个崩溃的帝国再一次重建了起来，汉帝国的崩溃不仅单纯是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是意味着持续千年之久的中国文明的核心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东汉、魏晋时代人们的苦恼既是这种意义上的苦恼。就像人类一样，当品尝着失败、挫折的悲哀，感觉到即将告别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时的苦恼一样。公元二世纪以后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过去历史的单纯的延续。如果说秦汉时代的地方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基础上的那么，魏晋以后的地方社会则是建立在人格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人格主义既是贵族制支配的核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贵族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产物。这种人格主义的意义在于：贵族阶级不是特指那些特定的家族门第，而是必须具备高等教育，高尚人品的社会领导者。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中国社会的第二阶级就是所谓的中世社会，人格主义的原理一直贯穿到隋唐帝国。但是魏晋时期人格主义的原理主要体现在乡村社会。到了隋唐时期则把这一原理通过科举制推广到整个国家，于是形成了新贵族。隋唐时期的科举官僚依然代大的是贵族人格主义。但是隋唐科举制打破了六朝门阀主义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格局，给各个阶层提供了参政的均等机会，这是一种开放的贵族制，它使得隋唐帝国在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上选拔官僚，实施国家管理。总之，中世社会最终完成于隋唐时期。
第五章以“走向新世界史的途径”为题探讨了新世界史的研究途径。
战后日本学者围绕中国史展开的热烈讨论已经结束了，但是在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观点方面，分歧并没有统一。以欧洲为模式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依然不在少数。在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阻碍了正确认识中国史的视角。如何把握中国史的特征，仍然足没体解决的课题。谷川认为根据生产方式来划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方法，也许比较适合欧洲的历史。他说：仅仅根据所有制关系来说明支配关系的历史研究，不过是一部分的历史学。只根据支配关系来解决历史则是一种贫困的历史学。
谷川强调把握中国史以及世界史的关键在于要理解精神世界和共同体的作用。换言之，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应该从研究人类的思想意识形态着手。谷川试图以豪族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社会的内在规律。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虽然经历了尖锐的批评和论争，谷川至今初衷未改。谷川几十年执著的追求，几十年一直在寻求的是想解明中国历史社会得以连绵不断持续五千年之久的原因何在？他的视线主要集中在“人的生存方式”的这个焦点上。他认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维系中国社会的稳定。人类共同生存的各种机制中，共同体的作用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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