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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崎裕司著《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谷川道雄

2015-09-21 01:01 　　这是一部1999年6月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该书作者奥崎裕司是一位年近古稀的中国史专家。早年毕业于东京大京，现任日本青山院大学教授。作者在大学时代本来是学习宗教专业的，一直到东京大学硕士毕业为止。之后，他又考取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的前身）中国史专业硕士，从此开始了历史研究的学术生涯。他的代表著作是70年代末由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奥崎裕司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受到著名的中国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的影响很大。他撰写的这部著作即是围绕谷川道雄的主要学术观点，以及对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认识理论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著作的题目应该译作“谷川道雄的历史认识论”。
　　作者在介绍谷川道雄主要学术观点的同时，对战后日本学术界所发生的重大学术讨论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因此，这部著作也是一部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史。由于国家制度的不同，日本学者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学术观点上与中国学者存在着很大的不问。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觉得更有必要向中国的读者，特别是史学界的学人们介绍这部著作，以朗加深我们对日本史学界的了解，对增进中日学术交流也不无神益。
　　本书共分五章三十二节，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仅择其要点加以介绍。
　　第一章以“世界史基本规律的时代”为题目，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史学研究者的意识以及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战后的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反对军国主义，反省侵华战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新动向。二战以前大多数欧洲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看不到进化演变”的观念给予日本史学界很大影响。在战后的日本学术界，这种认为中四历史不过是一种王朝更替的历史历史并没有进步，是停滞不前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学者们提出了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如谷川道雄所说的那样：“思想的自由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盛行”。涌现出了各种学说。各种观点，进人了日本“百家争鸣”的时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世界史的基本规律”风靡日本史学界。所谓世界史的基本规律是指历史唯物论的发展理论。基于这一思维方式，一部分学者主张应该把日本史。中国史、欧洲史等不同地域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来认识，进而去寻找那些带有相同性质的规律性的东西。
　　在战后的日本学者中引起的一场大争论是关于中国史分期问题。最先提出秦汉社会是占代奴隶制社会的学者是毕业东京大学的前田直典。将其系统化的西屿定生。西鹏定生认为秦汉时代是家长式家内奴隶制，这是中国特有的奴隶制形态。西屿定生的这一观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增渊龙夫，滨口重国等人。他们认为秦汉社会的大量佃户不是奴隶而是自耕农。社会的阶段关系主要表现在皇帝和自耕农的关系上。经过热烈认真的讨论，西嶹定生接受了这一观点，改正了他的秦汉奴隶制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一书。
　　在围绕中国古代国家体制的讨论中，谷川道雄认为“单纯研究律令制的方法，是一种没有血肉，仅仅做为一种理解支配民众政策的研究而已。”在谷人看来，更应该研究的是凝固到这些制度中的时代精神和人的意志。谷川对于当时流行的“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个王朝对于民众的人身支配是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而实现的。这种支配关系一旦发生破绽，势必引起社会的动乱。因此如果能在承担赋税方面让村落共同体成员平均负担的话，共同体的维持以及社会的安定都可以得到保证。”因此，他认为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压迫不是惟一的存在方式。
谷川道雄认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生活在乡里社会的豪族共同体。他们是六朝时代的国家基础。所谓豪族是指那些居住乡里的名族。他们大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知书达礼，有很好的道德情操，深受邻里百姓的爱戴，对乡里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简言之，这些人具有很大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来源于地方豪族具有高尚精神，正因为如此，使他们在乡里社会享有很高的威望。
　　对谷川道雄的学问影响最大的是内藤湖南，上述把六朝看做中世的观点即来自于内藤湖南。该书的第二章以“内藤史学的意义”为标题，专门对日本的东洋史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进行了介绍。
　　概括的说，内藤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个将中国历史按照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时代特征分为古代、中世、近世几个历史阶段。简单的说上古至秦汉为古代，魏晋隋唐为中世，宋以后为近世。这一贡献确立了内藤湖南在日本史学界的地位。内藤湖南还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东亚社会的发展。中国史不是孤立的汉民族的的历史，而是和周边诸民族的发展不可分割的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先是中国的文化从内部开始向周边国家和民族发生影响。之后，这些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周边民族又开始转向中国内部发生影响。中国的文化正是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发展过程中，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内藤湖南还认为从唐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历史开始由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政治时期，即内藤提出的“唐宋变革期”。他认为在贵族政治时代，君主没有超越贵族阶级的力量，天下是君主和贵族阶级所公有的。其后，转向君主独裁政治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阶级单独掌握政治以后，人民（指贵族阶级以外的阶层）得不到任何权力。因此君主独裁政治登上历史舞台，贵族阶级走向设落。而民众势力（非贵族阶层）开始抬头，他们拥护君主独裁政治。
内藤湖南的学术思想及其史学方法，通过他在京都大学的讲授和本人的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京都学派”，这些学者至今仍然活跃在主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内藤湖南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观点并进一步使其发展完善起来。其中应该提到的是冈崎文夫和宇都宫清吉。他们二人都毕业于京都大学。冈崎文夫专攻隋唐以前的社会经济史。在东北大学担任教授。曾著书有《魏晋南北朝通史》，《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等。冈崎主要从汉代社会的内部开始考察地方名望族的成长，进而探求贵族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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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内藤认为作为东汉末年出现的反对宦官的清流运动主体的士大夫，是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集团。冈崎则进一步认为这些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即是汉代的官僚，同时也是地方的名望家族。在东汉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演变为六朝的贵族。但是他们和上古时代的氏族贵族不一样。氏族贵族时代，只要是氏族集团的一员即是当然的贵族，而六朝贵族依据的是门第。所谓门第是指那些具有“累世公卿”家庭前景，为社会所承认的地位。即上古时代的氏族贵族地位是先天即血缘带来的，六朝贵族的地位是依据后天的功绩确立的。
　　宇都宫清吉与冈崎文夫的研究风格不同。冈崎致力于对中国中世史的某些问题的研究；宇都宫则是从历史的广度上、对秦汉、魏晋、隋唐各个时代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而且对于内藤的学说观念也不是单纯的全面继承，而是一种批评的继承。比如他认为内藤提出的中国史的分期法还属一个有待补充完善的课题。他认为对于中国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相互消长的影响关系，应该首先从内部去把握这种消长变化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把握这些外部文化的是如何过来深化、发展中国文化的。
　　宇都宫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从精神史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时代和人一样具有人格，他称之为“时代格”。一个时代就象人一样：既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传，还有自己特有的个性。他说这种“时代格”，是在继承前代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规范的同时，加上时代所固有的个性而形成的。他认为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帝国的完成时期。秦汉帝国的“时代格”具有皇权政治的特点。但是到了六朝时代，否定了秦汉的政治内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时代格”，宇都宫称之为“自律性的时代格”。这种自律性只有六朝的贵族才有。六朝的贵族阶级之所以可以不接受来自政治权力的支配，是因为他们自身具有社会威望。。隋唐时代，吸收了秦汉和魏晋两个时代的特点，因此隋唐的“时代格”表现出一种具有秦汉和魏晋的二重性格的特征，宇都宫称之为“政治自律特征”。可以看出，宇都宫的“时代格”不是静止的，而是因时代不同各具特征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宇都宫研究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把历史学全部作为“人间学”（日语的“人间学”含意很广。我认为它至少应该包括人的思想意识，情感、价值观等。）来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不过反映了汉晋时代文化的一个侧面。宇都宫则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世说新语》反映的不是这个历史时代的侧面，而是生活在动荡的汉晋时期的世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主体。他把《世说新语》中的人物，统称之为“世说新语人”。他还认为历史文献不仅仅是一种文献，而是一个具有时代性，人的精神风貌的文字化的产物。文献和文献所处的时代是靠人的精神来联系到一起的。将这二者联系到一起的是历史学家。而最终，时代、文献、历史学者三者之间也是靠人的精神来沟通的。应该指出的是，宇都宫的这一观点给了谷川道雄极大的影响。
　　该书的第三章介绍了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理论。
　　谷川道雄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过程中，建立起了豪族共同体理论。这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理论方法。那么，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首先谷川认为：这种豪族共同体是与历史的进步一起发展的。秦汉时代在地方乡里设置的“三老”制度，到了魏晋时期被“豪族共同体”取而代之。这些豪族主要是自汉代以来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地方的名望家族。这些豪族具有克己的品德，他们拿出剩余的财产救济周围贫困的民众，以此来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豪族对民众的指导权力，不是直接来源于因为他们是大土地所有者，而是来自于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这种精神便是豪族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关键所在。谷川所谓豪族具有的精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奉献精神”。谷川认为：这些名望族实际的振恤不可能救济所有的饥民，但是他们的振恤行为无疑可以缓解一部分饥民的痛苦，使社会的这些饥民的心里多少留一下些善良的记忆。这是一种振恤者和被振恤共同超越自我，寻求共同生存的行为。
　　谷川还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是士大夫和民众的关系。作为统治阶级必须具备的资格不是拥大生产手段，而是拥有“知和德”。这是谷川解释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那么，谷川所说“知和德”的含意是什么呢？谷川认为：知就是知识的能力。因为要参与管理社会，所以玄、儒、文、史四个方面的知识修养是必备的。德则是指伦理和道德，即要具备为了人类的共存竭力而为的品格。谷川还认为人类存在着公与私两个方面。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公是以私为前提存在的，私是被公所扬弃的。这种公私两面的原理不仅是豪族共同体，也是宗教组织和国家形成的重要理论因素之一。谷川认为具有“知和德”条件的是知识阶层。为此，他援引了原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对于宋代知识分子描述：
　　宋学的主体是什么？是士大夫。宋学是士大夫的学问、是士大夫的思想。那么、士大夫又是怎样的一类人呢？他们是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形成而确立的具有特色的一个统治集团。他们属于地主阶段，但是这并不是作为士大夫的必要条件。士大夫的最重要的条件，首先是知识阶级。换言之，他们必须是具有掌握儒学经典的教养，即必须是读书人。
　　谷川认为六朝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岛田论述的宋代知识分子是一样的。这些豪族出身的知识阶层，之所以在地方社会上能够发展指导作用，主要在于他们所具有的“德望”。这种德望的本身表明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表现了六朝政治社会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谷川认为共同体内部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掌握统治权力的豪族和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斗争。但是仅仅依靠强制来实施统治的话，不仅对民众不利，而且破坏了共同体具有的共同生存的原理。因此共同体内部的阶级斗争是为了保护这种共同生存的机制而展开的。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全过程来看，起义的原因即来自共同生存的机制受到破坏，而起义的结局则是在一个新王朝的管理下使共同体机制得以恢复。谷川提出豪族共同体理论以来，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是阶级史观还是共同体史观”的质疑。比如重田德说：共同体理论中虽然包含有阶级对立的观点，但是明显重视的是“共同’和“平等”的机制（《封建制の视点と明清社会》（《东洋史研究》27－4）。田中正俊也批评说：谷川的共同体理论认为六朝贵族存在的基础是乡党的众望和在此基础上的精神支配力量，“共同体”内部机制主要靠精神来维采的观点，如果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话，应该必须是以共同体的物质条件做为基础的。谷川主张在共同体内部的精神支配理论必须应该放在阶级社会的前提下，从由阶级关系所确定的从属关系上去理解、去把握（见田中正俊）《中国の变革と封建研究の课题》（《历史评论》271号）。田中认为共同体首先是存在于阶级关系之中。重田还批评谷川的共同体理论好像是调整阶级对立过热的一种“恒温器”。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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