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1)(2)
2015-09-23 01:11
导读：（四）《汉唐外交制度史》遵循求真务实的史学原则，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在诸多问题上有创新和突破，可谓新见迭出，创获良多。 本书所有的观点都以
（四）《汉唐外交制度史》遵循求真务实的史学原则，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在诸多问题上有创新和突破，可谓新见迭出，创获良多。 本书所有的观点都以充分的史料为根据，无一字无来历，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治学态度。上文所述汉唐外交机构的各项外交职能，史书记载或极零散或语焉不详，作者在搜集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分门别类，钩玄提要，终于将其极为清晰地归纳出来，这本身就是艰苦的学术创造工作。此外，本书在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新见解，兹列举数例如下，以见其大概。
关于汉代大鸿胪的外交职能，官志仅记掌“四方归义蛮夷”，不仅简单，而且极为笼统含糊。本书综合各种记载，具体归纳为六个方面。据《汉书·功臣表》韩延年事，结合《百官公卿表》记载，说明其具有“接待来使，转递外交文书”之职能；据张衡《东京赋》及《汉书·萧望之传》、《续汉书·礼仪志》本文和注文，说明其具有“礼宾来使”的职能；据《汉书·西域传》、《后汉书·南匈奴传》等记载，指出其具有“礼送使者”之职能；据《续汉书·百官志》、《后汉书·南匈奴传》及《汉书·功臣表》记载，说明其具有“主持封拜”的职能；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汉书·王莽传》、《宣帝纪》及《西域传》等记载，论证了“来宾生活服务”的职能，并对“蛮夷邸”（使馆前身）予以着重考证；据《说文解字》、《汉书·贾捐之传》注、《后汉书·马融传》注等记载，指出其具有“翻译”之职能。（第60—69页）
东汉尚书主客曹，官志仅记其“主外国四夷事”，但究竟如何主管却并不明确。本书据《后汉书·钟离意传》并结合其他史料，比较清晰地说明了主客曹主管外事的具体程序：匈奴来降（或入侍），汉明帝下诏赐缣→事下尚书台，主客曹负责起草诏书，下达大司农执行→执行完毕，经尚书台上报皇帝。作者据此得出结论：“诏旨来源于皇帝，尚书负责起草诏书并下达外朝公卿执行。”（第77页）还通过外交文书档案的管理与运用情况，进一步论证其职掌。据《后汉书·应劭传》、《风俗通》、《论衡·程材》等关于《五曹诏书》及条品簿书的记载，推断主客曹亦应保存有相关诏书及行政档案。又据《后汉书·陈禅传》，论证“由于尚书台保管了大量的有关文件，因此遇到在外交上的疑难问题时，就可以从中查阅有关资料，以为定夺之参考和根据”。综合以上所述，最后指出：“主客曹对外交工作的管理，主要是在外交政令方面，即有关诏令起草与颁行，以及有关文书档案之收藏保管。”（第77页）这样就使主客曹与鸿胪寺的外交职掌明确区分开来。
中国大学排名 根据《洛阳伽蓝记》、《魏书》有关记载，本书对北魏四夷馆的性质、作用及统属问题作了考辨，多发前人所未发。认为四夷馆“作为降附与外侨的居住区”；“四馆与四里相互配套，密切配合为用。这些投附者先安置于四馆中，待三年之后才安置于四里之中，成为北魏的正式居民。”指出《北齐书·徐之才传》所载萧综投魏后“敕居南馆”即四夷馆之一的金陵馆；《魏书·蠕蠕传》所载“洛南之馆”即四夷馆之一的燕然馆。“四馆具有宾馆的性质，四里则是侨民居住区。”“四夷馆除接待高级侨民之外，也居住着许多普通侨民……为一特定的外侨居住区。”四夷里是一拥有五万人的规模巨大的外侨小区。“四夷馆的设置是当时中外交流、南北交往发展的结果，是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成果的进步举措。”《历代职官表》认为四夷馆属鸿胪管辖，是历史上惟一指出其统属者。本书据《魏书·萧宝夤传》、《肃宗纪》、《常景传》记载，认为四夷馆归尚书丞、吏部、主客郎这一系统负责，具体由主客郎管理。（第181页）
在考察南朝主客曹沿革时，根据《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有关列传及《酉阳杂俎》、《酉阳杂俎续集》、《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文献记载，列出了南朝主客郎的详细名单。又据《魏书》、《北史》有关列传及北朝墓志详细列出了北魏南北左右主客郎中名单，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北魏主客之分曹。《魏书》及《北史》之《邢伟传》记其于北魏末为“尚书郎中”，本书据出土《邢伟墓志》载其为“尚书南主客郎中”，说明直到北魏末主客仍是分曹治事。据《南齐书·王融传》所载其于永明十一年（493年）以主客郎接待北使后所写《接虏使语辞》事，指出：“南朝已经形成了主客郎完成接待任务之后的工作
总结报告制度。当时规定在接待工作完毕后，接待来使的负责人要把接待过程中的谈话内容记载下来，完成书面报告——《语辞》。”（第174页）又据《南齐书·刘绘传》载，主客郎接待来使，“事毕，当撰《语辞》”。可见这一规定确已制度化，“这表明我国古代外交的接待、谈判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已经相当规范，而主客郎在外交接待工作中已经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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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的客省，资料零散，各种政治制度史论著均很少涉及，本书从零散史料中钩稽考索，对其沿革、职掌、性质等问题作了深入论证。据《通志·宗室传》记载，客省始设于隋文帝开皇三年，唐代沿置。据《玉海》及《旧唐书》、《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知唐代有内外客省。又推断东内、西内客省为前后之别，并非同时有二内客省。据《唐六典》知，京都有客省院。据《全唐文》及《文苑英华》所载有关诏令知，唐后期有客省使、副使，由内官充任。据《通鉴》胡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注，推断客省当隶中书省。客省的职掌在官志中不见记载，本书综合《通鉴·代宗纪》、《新唐书·食货志》、《旧唐书·德宗纪》等记载，指出：“客省的主要功能是收留两部分人员，一部分是国内人员，包括四方贡计未奏者、上书言事忤旨或不足采者、官员失职未叙者；部分是蕃国人员，即来朝见、贡献而尚未报答者、未封授者。他们在客省等待期间，由度支供给廪食。从外交工作而言，客省的作用与鸿胪寺客馆相类，但是鸿胪寺所居蕃客是一般的外交人员，客省所居蕃客是因故尚未能及时报答的一部分特殊的外交人员。”（第372页）
关于市舶使问题，学术界歧见纷纭，颇为混乱，本书对此作了一番总结性清理工作，澄清歧义，多所发明。从有关史籍中钩稽出唐代市舶使的名单，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一份名单。认为唐代市舶使设于开元初，沿至唐末，唐后期出现了相关机构市舶使院。有唐一代，并无市舶司这一机构，订正了学术界的谬误。市舶使人选经历了由朝官而宦官而监军（亦为宦官）的历程。市舶管理权从南朝以来一直由广州地方政府主管。对于市舶使与岭南地方长官的关系，本书作出了圆满解释，认为“当朝廷派有市舶使时，则两者并存，共同管理”；“当朝廷未派市舶使时，则完全由节度使负责市舶事”。学术界认为市舶使也可由地方长官兼领，本书认为地方长官（岭南节度使）不兼市舶使，地方长官是以押蕃舶使的身份管理蕃舶事宜的。ヌ坪笃谕饨还芾硖逯频谋浠导致宦官与使职差遣活跃于外交领域的情况，学术界对此从无论及，由于文献记载之缺乏，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来了不便。本书根据大量日本古籍，结合中国史籍及碑刻资料，相互印证，比较深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所载，说明“当时接待日本使团并负责其活动安排者为礼宾使，他在皇帝与来使之间直接进行联系。”“礼宾院已被内诸司使所控制……礼宾使即是宦官。”（第406页）史籍中还可见到各种“中使”、“内使”、“监使”等在外交场合活跃的情形。《日本后记》所载德、顺宗之际日本葛野麻吕遣唐使团的接待过程，“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外国使团入京、在京活动和离京的全过程，翔实地反映了当时宦官和差遣在外交接待中的活跃情形”。（第407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以上所举仅是极少的事例，便足以看出本书在求实和创新上的大体情况。类似事例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作者积十余年之功，遍检汉唐中外史籍及前人有关研究论著，摘录卡片两万余张，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今出版异常繁荣，几乎人人皆可言著述的情况下，我认为仍然应当提倡黎虎教授的这种不怕吃苦、不计名利的治学精神，因为真正的学术创新只能来自于艰辛的劳动，而决不可能有什么速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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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唐外交制度史》对古代外交与外交制度的一系列宏观认识，不仅有助于对汉唐外交制度史的深入理解，而且对相关学科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对古代外交与外交制度的一系列宏观认识，诸如古代外交的起源问题，古代世界外交圈问题，中国古代外交史与古典外交制度史的分期问题，汉唐外交制度史的演变进程及其特点的理论总结等，不仅是深入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的必要，而且对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和外交史以及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第一次在中国学术界探讨了外交起源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外交均源于“使节”，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一词在中国和西方均出现甚晚。西方的外交渊源于使者所持之证书。中国古代使者出使时也持有权力和身份的证明——节，称“持节出使”，因而“使者”又被称为“使节”。（前言，第2页）“外交与人类文明历史同样古老，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有了国家以后就有了外交；自古就有外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第5－6页）
本书提出古代外交与现代外交的重要区别之一为“区域性”与“世界性”之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交圈”的概念，认为古代世界在旧大陆主要有东亚外交圈与西方外交圈（或西域外交圈）两大外交圈。东亚外交圈的中心是中国。两大外交圈的区别是：东亚外交圈为一元性，只有一个中心，始终稳定在中国；西方外交圈是多元性的，多中心且中心不断转移。汉代张骞通西域、黄门译使通南亚，从水陆两路打通了两大外交圈的联系。“外交圈”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创新，它不仅可以解释古代外交的起源问题，而且还可解释古代外交如何逐步发展变化并向近现代外交转变。本书考察了古代东西方两大外交圈的形成问题，认为：“古代世界的外交圈是以若干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为核心，不断向外幅射而形成的，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大体以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高原为界，古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外交圈，即在其以东的东亚外交圈和在其以西的西方外交圈。西方外交圈为地中海、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包括北非、西亚、南亚次大陆和欧洲。这里由于有较多的内海和海峡把它们联系起来，因而形成为最早的、最大的外交圈。在古代航海技术条件下，利用这些近海和傍岸航行技术，可以比较方便地进行联系……而东亚则是一个较西方世界封闭的地区，西部的高原、雪岭，北部的草原、戈壁，限制了其对外交往，东面是无际的太平洋，在古代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向东只能达到日本列岛，向南达到南海诸国，因而成为远比西方世界封闭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也在很早就以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为核心，逐步地、不断地向四方辐射而形成了东亚外交圈。正因为其封闭的地理特点，也就使这个外交圈自成体系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特点。”ケ臼樘岢隽硕灾泄磐饨皇返姆制诤秃禾仆饨环⒄垢趴龅暮旯廴鲜叮将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史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早期阶段，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进行的；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发展阶段；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外交持续发展并走向转型时期，古典外交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外交转化。（第8页）汉唐外交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既是对先秦外交的继承和延续，又有重大发展、创新和突破，古典外交制度确定并完善定型。汉唐时期形成和确立的外交格局和体系，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基本的外交格局和体系。在对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史和汉唐外交特点宏观把握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分期的理论认识，并进而对汉唐外交制度的历史地位加以阐述，认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同样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萌芽、孕育时期；汉唐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确立与定型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持续发展并走向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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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汉唐外交制度的全面系统而又具体翔实的研究，本书最后对汉唐外交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作了深入阐述。汉唐时期，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完成了由二级决策体制向三级决策体制的演变进程，决策方式、方法逐步合理化、规范化，决策中制约机制逐步加强，决策功效不断提高。外交决策制度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是：决策的信息来源和依据的不同；涉外知识与经验在外交决策中有重要作用；根据信息反馈作出追踪决策的情况较为频繁。这一时期，外交管理体制日臻完善，表现在：外交决策与执行之分离；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之分离；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关系之协调；地方外交管理体系之更为完善周密；集权与分权基本适度合理。汉唐外交管理体制具有模糊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其运行主要依靠皇帝的诏敕、有关的律令和施政“故事”来进行。（第528—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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