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分期研究述评(1)(2)
2015-09-25 01:43
导读：三、对分期标准及标志的探讨 分期的不同反映了分期标准的不同，而分期标准的不同则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旨趣以及对史学史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
三、对分期标准及标志的探讨
分期的不同反映了分期标准的不同，而分期标准的不同则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旨趣以及对史学史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对此，张越在1989年曾经进行过分析（《中国史学史分期综述》，《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如今，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有了很大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见解，必须重新进行评述，以全面体现50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一）以史学之质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陈光崇、日美泉便是以此把中国史学分为旧史学与新史学两大阶段的。在他们看来，用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等概念无法说明中国史学的质变，而旧史学、新史学却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旧史学、新史学无论是史学思想还是撰史方法，都有质的差别。这种分期方法注重史学的质变，但新、旧史学的内容的演进却无法揭示出来。他们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又将旧史学划分为若干阶段，以弥补过于粗疏的分期。
（二）单纯以史学思想为标准，以史书体裁为标志来分期。彭忠德认为史学史分期，宜着眼于史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而史学思想和史书体裁又分别是史学的灵魂和史学的书面表现形式，最具代表性。故而他把中国史学划分为神意思想、英雄思想、鉴戒思想、进化思想四个时期，并分别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为标志。这样的分期，似乎比较重视史学本身的状况，但缺陷也较明显，一个时期诸多史家的史学思想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诸多思想纠葛在一起的。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实际上很难揭示中国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
（三）以史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作为分期标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不同影响而在不同时期表现了不同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抓住这些特征进行分期，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仓修良、瞿林东、王树民便是按此来划分的。仓修良划分史学史，除在第一段只标起源之外，其他三段均是以特征划分，即“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王树民的分期则是“王官之学时期（自上古到春秋末年）”，“史书体例成熟时期（战国至南北朝）”，“官修史书定局与史学新发展时期（唐宋元）”，“民间史学异军突起时期（明清）”，“史学蜕变时期（清末至民国）”。瞿林东在归纳各段特征时，更注重它们的前后连贯，将史学的发展概括为“史学的兴起——先秦史学”，“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元史学”，“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史学”，“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代后期史学”。以这种标准划分史学史的分期，立足于史学本身，但又必然要考虑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对史学特点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故而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往往表现得非常丰富，每一时代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必然使史学特征变得丰富多样，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其特征，其结果必然大相径庭。仓、瞿、王的分期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因此，这种分期标准多反映出研究者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及侧重，却很难完整全面地表现史学的发展过程。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四）以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为分期标准。齐思和、李宗邺、刘节、邓子美、陶懋炳、高国抗、宋衍申等人均是以此划分史学发展阶段的。他们或把史学发展的过程描述为萌芽期、创建期、充实期、发展期、更新期，或描述为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迟滞期，等等。尽管划分的阶段有多有少，但目的都是要反映出史学从发生到发展以至转变的全过程。研究者试图向人们勾画出清晰的史学发展的线索，有发展变化的眼光，其缺陷是忽视了史学发展的多样性，过于笼统，似乎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可这样分期，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五）以社会形态的演变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陈千钧、尹达、周春元等人都是以这一标准来划分史学的阶段性发展的，尤以尹达主编之《中国史学发展史》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说，把中国史学划分为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然后在此之下再划分小的段落，如把封建社会的史学划分为前、中、后三期等。以社会形态的分期来解决史学史的分期，可以让我们看到某一社会形态之下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但这样的分期也存着一定的困难，首先是社会史本身的分期就存在许多理论及实际上的问题，悬而未决。其次是这样的分期仍不能很好地将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史学自身发展的真相难以表述清楚。
（六）以历史朝代的自然阶段作为主要依据，以著名史书、史家作为主要标志来考虑分期。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外是各个王朝的依次更替，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国通史都是按朝代叙述的。这样的叙事习惯也大多被拿到史学史分期领域，同时又由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人们又在朝代之自然时段的更替中作了适当变通，以史书、史家为标志考虑史学史分期。贺昌群、张孟伦便是这样划分史学史的。贺昌群以司马迁、杜佑、郑樵为分段标志。张孟伦在依朝代叙述时，也标举孔子、《左传》、司马迁，等等。白寿彝也曾一度考虑过这种分期，并以司马迁、刘知几、杜佑、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作为分期标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后来，感到这样划分有不妥之处，便开始考虑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标准。刘节也一度以朝代分，重点有三个：魏晋南北朝，两宋，清代。但他感到这样分期片面性很大，便又考虑以司马迁、刘知几、《明史》以及乾嘉考据学为标志来划分（《中国史学史稿·叙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刘节在史学史分期问题上的反复思考，反映出恰当分期之不易。以历史朝代的自然阶段为据进行分期，好处是可以使人们在自己所熟悉的历史时段中去认识该时段史学发展的面貌。缺陷是往往是把成系统的史学史的内容切割得支离破碎，很难描述出史学在纵向上的依次递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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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标准。白寿彝、施丁、陈其泰、许凌云、范沛潍、张家璠等人均主张这样分期。尽管他们在分期时对具体阶段的划分尚有不同，但他们都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史学与社会历史的密切联系，一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他们认为，史学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密切相关，受到来自于社会各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等的制约和影响，使得它不得不带有每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印痕。同时，史学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有着合乎逻辑的承继与发展，并对社会历史有一定的反作用。在对史学史进行分期时，即要考虑它与社会历史相符合的一面，把史学史的分期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照应，同时又要看到它与社会历史不相符合的一面，要注意到史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白寿彝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将史学史的分期与自己的社会史分期相结合，把握每一个大时期内史学的发展规模及趋势，然后又根据史学自身在发展中所表现的不同特点，再相应地在一个大时期下划分出几个阶段，白寿彝注意从四个方面考虑分期，一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并出现不同特点；二是历史理论、历史观点及史学思想如何一步步出现新内容，或者曲折倒退；三是史书编撰、文献学如何不断推进；四是新的史学领域如何被不断开拓。这样，把综合研究与贯穿古今结合起来，把社会因素与史学因素结合起来，考虑问题比较全面。
四、几点思考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迄今并无定论，在将来的若干年内，也不可能有一个大家都无异议的分期结果。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期问题讨论的过程，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史学史撰述不断摆脱要籍解题式的形式，向完整成熟的史学史学科迈进。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注目点在“（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家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在此影响下产生了一批最初的史学史著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高质量的史学史著作出现，而且研究的重点已由梁启超时代注目史官转向注目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修史制度、史家史学活动等，这些方面被当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行阐述，并通过分期问题的研究，试图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史学的演进变迁过程，原来彼此互不关联的要籍解题式的史学史著述格局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探讨史学发展规律为主旨的史学史著述。尽管做得还不理想，但努力的方向是明确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是要总结我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演进的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已是史学史研究者的共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它的发展归根结底要受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也要受
哲学、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显示出极其复杂的景象。史学一旦形成，其发展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规律，但这种发展规律不是孤立的，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他思潮相互影响的，人们无法割断它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我们从各家分期观点来看，尽管歧异很大，并且都有主要的分期标准，但无一例外也都注意到了对史学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特别是社会历史因素，这也说明纯粹从史学内部或单纯持一个标准是难以解决错综复杂的史学史的分期的，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史学史分期的研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资料的有无，而在于如何改进分析方法，从方法论上解决问题。
中国史学史分期的多样性，说明分期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意义期限的划分，它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中国史学以及史学史中一些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丰富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向人们展现了史学史的丰富内涵。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分期所赖以建立的史学史的研究基础还是薄弱的。首先，史学与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联系及相互作用还须深入探讨，并给予完整的理论上的说明，揭示这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是使史学史研究深入和成熟的条件。其次，要不断扩大史学史研究的领域，除对著名史家史著进行研究外，还要注重对二三流史家、史著的研究，注重对民众史学意识的研究，注重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并进一步打破学科间的畛城，研究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文人等的史学见解，这些，都是构成我国史学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触摸到中国史学的根基，才能为正确分期打下坚实基础。第三，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密切结合，把具体探讨某一种史学现象与宏观的理论探讨密切结合。将个别的微观研究向宏观的总体考察推进。尤其是对史学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内容，要做贯通古今的思考。只有这样，才可能为分期找出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的线索。第四，要注意探讨史学史学科内部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
历史文献学等等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行综合考察，在这种有机联系中探寻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因。第五，要加强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考察中国史学史的特点，为分期寻找一种参照。总之，分期所牵涉的史学问题和历史问题是多方面的，不是依据历史朝代或依据某些个别特征划分几个阶段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既要深入开拓史学史，又要注重方法论，只有当史学史研究十分深入时，分期问题才可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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