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意义(1)网(2)
2015-09-30 01:06
导读：2、 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性问题 在这里，"相关性"（relevance）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没有相关性，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就无法证成。
2、 知识生产的两种模式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性问题
在这里，"相关性"（relevance）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没有相关性，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就无法证成。那么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文化研究的知识是与大众的生活实践相关的？或者用一种更加行动主义（activist）的方式表述：我们如何能够使它变得与大众更加具有相关性？
昂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空想出来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中知识的组织生产与意义评估中非常尴尬的处境，以及文化研究者的非常尴尬的地位。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昂吸首先关心的是大学里的状况。她指出，在今天，我们都经验到了大学的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官僚化以及企业化。被社会地认可的知识生产受到集中的关注。政府为大学研究提供的经费正在缩减，而这种缩减尤其威胁到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生存能力。然而这一变化是与更大的经济与政治环境相关的，因而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得到扭转。
因此，简单地悲叹或抵制这个变化是无济于事的，它只能进一步助长我们自己的边缘化。同时也不能简单通过与市场化得以解决。正如比尔·里定斯（Bill Readings）在他的《濒临毁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一书中评论说："这不是一个与市场套近乎、确立能够提供庇护所的边际效用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政策将只能导致庇护所的缩小。"（1）
相反，我们应当站在知识政治学(politics of knowledge)的立场来反思的正是知识效用的评价标准本身。在其新近出版的《知识的新生产》（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一书中，由苏瑟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ussex）科学政策部主任M·吉朋斯（Michael Gibbons）领导的国际性研究群体提出，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出现，他们称之为的知识生产"模式2"，并认为它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模式1而占据统治地位。（2）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但是在许多大学，大部分人依然把模式1当作理想的大学研究模式，即通常理解的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中，问题是在一个由特定学科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与实践符码控制的语境中被提出、研究与解决的，在这里好奇心是主要的驱动力，而实用目的则被嗤之以鼻。而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动力是来自某些人或部门（不管是工业，政府或者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迫切需要。换言之，应用语境决定知识者所寻求的知识形式与知识内容。这个应用的语境包括了一系列异质的实践者与专家，他们就一个在特定的、地方性的语境（1）、Bill Readind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5。
（2）、参见：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 Sage,1994。
中划定的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吉朋斯坚持认为，这个知识的生产模式超出了单纯的"应用研究"。它并不是简单地应用现存的知识，而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知识与社会需要所形构，这种知识与社会需要或许产生出独特的、以跨学科性与、反思性为特征的新知识创造。
依据吉朋斯的观点，模式2的知识将并不取代模式1知识的传统学科结构，而是补充它并与之相互作用。的确，如果没有模式1知识生产的持续积累，模式2将不能存在。因为后者实质性地依赖于前者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发现以及洞见。但是，模式2知识的产生（尤其是在发达的后工业世界）深深地植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秩序，越来越依赖于迫切的社会需要，如身体保健与社会管理。昂指出，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的扩展已经极大地增加在研究技术方面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数量，其中许多现在作为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在范围不断扩大的不同机构环境（包括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中从事工作。这样，在大学持续不断地生产优质研究人员的意义上，大学（非常有意思地）削弱了自己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结果，在知识的生产中学术的与非学术的参与者之间的尖锐差别缩小了。今天，知识生产的分布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它也发生在更加多样的社会背景中，包含了许多处于大量不同关系中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与机构。这就是说，"知识界与它的环境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吉朋斯）。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虽然吉朋斯对于模式2知识生产的描述明显地侧重科学与技术的世界，但是他坚信模式2仍然涉及人文与社会科学。他讨论了对于人文科学所提供的那种知识类型的需要，特别是人文科学特具的能力，即批评性地反思人类的规划与努力。他评论说，"人文科学的功能在于它提供的对于社会经验世界的理解，我们对它的评价应当依据它是否能够提供我们所期望的洞见与指导。"（1）昂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最近的关于高等教育研究与研究训练的蓝皮书(Green Paper 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为例补充了吉朋斯的意见。这个蓝皮书显然从吉朋斯领衔的研究政策分析中得到了启示。蓝皮书一开始就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感与内聚力作出了主要贡献，它培育着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亲近感，促进着对于不同的传统与习惯理解、对于宽容与尊重的重要性的理解，同时还激发着就我们的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方向与价值进行的争论。"
这一切看来都合情合理，无可挑剔。但是蓝皮书并未阐明上述类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与用途，在一个眼睛只盯着学术的商业化、促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框架中如何才能得到理解与培育。吉朋斯在他的书中，显然也存在这样的困难（虽然他把整整一章献给了人文科学），即：如何在一个市场驱动的社会中使人文科学研究的应用环境得以优化。昂认为，人文科学知识的有用性难以计算或量化地界定。有意思的是，吉朋斯指出，人文学术比自然科学更带有模式2的特征，他甚至认为，以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为对象的政论文体(the genre of the essay)，就是最早的模式2的知识生产形式之一。据他的观点，政论文"在各种似乎是专门性的领域自由穿越，把那些不然的话就依然是支离破碎的分析聚合在一起。"（2）在这个意义上，政论文的形式（而不是科学研究论文）对于贯穿整个社会的意义的建构与传播是具有高度指导性的。然而，在公众领域发表的、带有匿名的读者群的政论文的"应用语境"如何才能具体化？换言之，虽然至少某些人文科学的研究形式能够展示模式2的特征，但将其用途量化与商业化的困难内在地存在于模式2的知识生产的应急性的社会与经济安排（the emergent social and economic arrangement）中，因为这种安排强调的是短期的策略语境中的可计算的有用性。这也是文化研究领域--作为"应用的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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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 Sage,1994，p.105.
（2）、Michael Gibbons et al ,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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