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意义(1)网(4)
2015-09-30 01:06
导读：4、 我们为什么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 这就使我回到文化研究的"相关性"的问题。昂认为，文化研究的特殊知识贡献将是阐明以下的事实：把黎巴嫩的
4、 我们为什么比以前更加需要文化研究？
这就使我回到文化研究的"相关性"的问题。昂认为，文化研究的特殊知识贡献将是阐明以下的事实：把黎巴嫩的男孩（Lebanese Boys）妖魔化为潜在的犯罪者，这本身就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它强化而不是缓和共同体内部的分歧与紧张。对此的文化研究因而必须批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在族性、青年、犯罪之间所作出的想当然的联系，以及它在为什么黎巴嫩男孩会这样行动上产生的复杂、矛盾的结果。此一类型的文化研究的目的恰恰是阐明潜在的、有助于"黎巴嫩青年帮"这个问题之建构的那些文化意义与文化假设，它将质疑对于黎巴嫩男孩的表征政治，这种表征政治包含在管制与处理这些青年人的尝试中。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文化研究将揭示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的概念的滑移与偷换。换言之，这种研究将通过揭示内含于命名与描述问题的方式中的偏见，生产出一种自我反思的模式。但是，合作者会喜欢这种类型的研究么？他们会把钱花在这上面么？他们会发现这是有用的、相关的么？
因此问题的症结恰好在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问题的直接解决的合作者不可能对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的研究感兴趣，然而昂认定，使似乎是自明的、不言而喻的问题复杂化，正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应用的人文科学模式--所作的、所能够作的和所应该作的工作。不幸的是，经济理性与工具主义的框架--合作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形成的--不会轻易为以下的研究提供空间，这种研究的有用性在于开启新的问题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文化研究想要找到在模式2的知识生产世界中的合适位置，对于有用性与相关性的界定就必须超越直接有用性的层面。我们必须表明：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实际上是有用的，更加复杂地、反思性地思考问题，从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角度看，实际上对于社会的稳定（打个比方）是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复杂化的世界，在一个专注于经济增长、自由市场与技术速度和效率的世界上，社会内部的群体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资源，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能够把握与解释周围世界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知识资源。各种散见的例证表明，在基层大众的层面上，存在对于新观念的强烈渴望，而同时也存在着新思维与新视点的巨大贫困。例如，昂指出，在当地政府与其他组织中，"共同体"、"身份"、"多元文化"、"机会与平等"等概念已经在一个封闭的意义循环中变得陈腐僵化，缺乏激发处理手头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能力。昂提到了波林·汉森（Pauline Hanson），一个鼓吹"亚洲人回家去"（Asian people go home）的极端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者，她的影响现在已经渗透于公共文化中。昂认为这既是这一创造性方法的匮乏的征兆，也是它的结果。这一匮乏是一个文化僵局，这个文化僵局需要特定的文化介入--一种阐明意义、表征、价值在社会环境的诊断与安排中的建构作用的文化介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比以前更需要文化研究的原因。由于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当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所以最为需要的是使公民能够"解读"其自身环境、理解他们在形构这些环境中的多重作用、质询其自身的思想形式（mindsets）的那种知识与技巧。急需的东西还包括人们自我反思地创造共同的基础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中，对于社会的未来安排才是可以设想的），以及与大量不同地位的他人合作的能力。总而言之，文化研究的独特的知识传播与用途在于提出事关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提供对于指定问题（set question）的实证主义的答案。无疑，这是写作一篇好的政论文所需要的知识生产的专门技能，这种被文化研究纳入多少有点艰涩的政论文写作的技巧与知识可以转化为协作的语境，而这种协作的语境将获益于对意义生产过程本身的阐述与质询。文化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与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具有实践意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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