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因素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三种表现形态——(2)
2015-10-03 01:43
导读：二、神秘的理念：建立“大宗教”的构想 在30—40年代，由于时代环境的更趋严峻，导致宗教对文学的渗透方式和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格局进一步趋于现实化
二、神秘的理念：建立“大宗教”的构想
在30—40年代，由于时代环境的更趋严峻，导致宗教对文学的渗透方式和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格局进一步趋于现实化，同时也为作家关于宗教的书写注入某些新的质素。当时大多数作家对宗教采取实用功利的态度，而在40年代文坛上红极一时的作家徐訏、无名氏等，他们却在作品中恣肆谈论有关宗教的义理，并借以敞露自己的浪漫意趣。其中，一个格外引人注目和值得探究的个案则是无名氏，———在他那里，通过作品来建立一种包容一切宗教理念、具有体系化和层次感特点的“大宗教”，成为写作的原始动力和最终目标，他的文本世界里始终鼓荡着包裹了某种宗教理念内核的浪漫主义激情。
如果说无名氏自称“习作”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小说，主要还是遵循言情的路数、仅在其间加一点宗教“佐料”的话，那么从他的《无名书初稿》第一卷《野兽、野兽、野兽》起，无名氏便着手构建他的“大宗教”宏图。他曾就《无名书初稿》作出自我解释：“此生夙愿是调和儒、释、耶三教，建立一个新信仰”。这种以建立某种“新信仰”、“新宗教”为旨归的理论预设，决定了无名氏作品的写作范式及其在总体架构、行文风格等方面的理念化色彩。并且，这种宗教的理念化是贯穿作品始终的。
《无名书初稿》的确有一个宏大的整体构架，全书六卷都朝着作者的“新宗教”理想直奔而去。为了实现其宏大理念的构架，无名氏塑造了一个极度理念化的人物———印蒂，让他去践行自己的“新宗教”理想。围绕在主人公印蒂周围的一些人物也具有强烈的理念化色彩。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人物在他的笔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理念的指代物，每个人物都被赋予某种特殊品质并肩负某种“使命”，成为主人公印蒂在抵达“新宗教”顶点路途中的一环。按照无名氏的构想，印蒂先后要历经革命、爱情、罪孽、宗教、宇宙等五相，此生命的五相分别对应着人性中的兽欲—唯美—虚无—庄严—自然等五个层次，以及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启蒙主义、颓废主义、个性主义、宗教观念等。印蒂最后要融会东方文化和西方科学精神，通过自然主义的“悟道”和人间理想的返回，在中西文化精神的全面交融与扬弃中实现生命的“圆全”。只有实现“圆全”后，一个融会了“基督教入世人生观的启示，佛教出世人生观的启示，结合中国儒家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加以二元化（即中庸精神）的融合、和谐，而加以科学精神的启发”形成的“人类新信仰”出现了。这正是整部小说想要表达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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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书初稿》在写法上采用的是理念本身层层裂变的过程，而居于这一过程核心的便是“一种介于空间与绝对虚无之间的神秘存在物”。
这一充满理念化无穷无尽的扩展过程，导致了《无名书初稿》狂放无度的
美学情致。其表现之一是，小说简直成了语言的“角斗场”：语言仿佛可供任意挥洒的奢侈品，高密度的语言板块在四处左奔右突，无数活蹦乱跳的意象在相互碰撞、挤压、寻求突破口，语言的泡沫在喧嚣中诞生又在喧嚣中焚毁，急促的语流在语词的前呼后拥和激情的推波助澜中大肆铺排，语言色彩的鲜丽、浓艳和语言形体的饱满、粗犷同时展现。其表现之二是，大量毫无节制的瞬间感觉和情绪的宣泄。在无名氏看来，只有酣畅淋漓的沉醉才是艺术的至高境界。因此，小说主人公印蒂便不时沉浸在关于“新宗教”想像的大沉醉、大欢愉中，并不时抒发对壮丽的生命景观的高度礼赞。在小说中，完成于俯仰之间的情绪的大起大落和行文节奏的大开大合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两极追求增强了作品的浪漫化品格。
另外，过度沉浸于空疏的瞬间感觉和情绪的宣泄，塑就了《无名书初稿》各卷的散文化结构和风格。整部小说的情节从总体上趋于淡化和跳跃性，时代背景、故事场景的转换总是通过人物心理的更迭来完成的，不少段落更是体现为主人公感觉的绵延。无名氏的激情写作呈示了40年代文学的浪漫奇观。但毋庸讳言，观念先行和倚仗热情作为写作的原动力，为无名氏的小说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影响：由于理念化支配着作者的材料选取，致使哲理性的议论大量充斥《无名书初稿》并成为小说叙事的结构之一，从而形成了思想探索大于细节把握的总体格局，也导致人物形象普遍显得单一、模糊和抽象，没有具体可感和丰富、细腻的个性内涵；放纵的热情又使得小说语言膨胀无序，造成了“意象太密、比喻太挤、色彩太浓、议论太杂”的效果，缺乏应有的张弛有度的距离美感。因此可以说，无名氏在以铺张狂放的写作将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引向极致的同时，其浪漫激情却难免会随着时代挤压而在转瞬间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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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洁的精神：宗教对世俗世界的抵制
经过20世纪50—70年代的沉寂，进入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重新泛起一股由宗教意绪带来的浪漫气息。从80年代直至90年代初，一些中国作家就在宗教的浸淫中将这股浪漫气息推向纵深。不过，就宗教浪漫色彩的极端性而言，可能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达到张承志那样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承志在以“清洁的精神”将80年代以后文学宗教浪漫主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高度的同时，其宗教浪漫本身所暗含的自我消解的因素，却预示着中国现代宗教书写和浪漫主义文学走向衰竭的危机。由极致而趋于破碎，这也许是所有文学宗教浪漫主义的共同运命。
当我们从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维度观察张承志的写作时，首先应考虑到这种关系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复杂性。事实上，张承志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端的宗教书写者，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里，除了后来渐趋强烈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宽泛地保留着基督教乃至佛教因素的影响。综观张承志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我们发现，宗教的影响既为他的作品带来了前后一贯、可以形成互文的主题和题材，又造成了他作品里各种方式和风格相互交叉、充满混杂的情形。张承志的复杂性在于其写作的差异性：他既有早期作品里的一般理想主义激情（如《黑骏马》、《北方的河》）和宗教浪漫激情（如《黄泥小屋》、《残月》）之别，又有前期作品的宗教感性抒情（如《黄泥小屋》、《九座宫殿》）和后期作品的宗教理性写意（如《西省暗杀考》、《心灵史》）之别，还有各种文体运用（如散文《心灵模式》、《离别西海固》，小说《残月》、《金牧场》和诗体小说《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之间的显著差别。这种写作的驳杂样态和内在差异性，使得我们不能轻率地采取单一的方式去评价这位作家的宗教取向，而只能小心翼翼地进入其复杂的层次。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依然是：宗教作为一种元素，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参与了张承志作品构型和内质的塑造？与一般关于宗教言述的中国作家不同的是，宗教对于张承志本人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可以轻描淡写的文化，而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信仰资源。张承志与宗教这种近乎天然的联系，致使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无法同宗教剥离开来，并在精神气质上沾染了宗教的因子，以至在后来愈演愈烈，他的字里行间挥不去宗教的影子。由此看来，起码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谈论宗教之于张承志写作的意义：其一，宗教瓦解了曾存留于张承志心目中关于文学文体的一般概念和形式界限，将他的写作导向恣肆放纵的跨文体抒写，或者说引导他重新建构一种适合于激情表达的写作范式；其二，宗教强化了张承志作品里一度泛滥的理想主义激情，并将之发展为一种堪与世俗世界进行对抗的“清洁的精神”。
应该说，张承志在写作之初便具有“形式”意识，他总是在努力为自己的内心感受寻求某种适宜的文体及其表达方式。但随着宗教因素越来越浓重地渗入，早期作品的严整形式渐渐被作者难以遏止的宗教情绪所冲决，同时那种轻盈的抒情也逐渐为滞重的倾诉所替代。这种变化在《黄泥小屋》、《九座宫殿》等篇已显端倪，而作者执意要将一篇具有深厚宗教底蕴的《金牧场》重新改写为《金草地》，“删掉了原作的结构和情节；保留并在思想上坚持了原有的抒情和独白”，更体现了宗教意绪在张承志小说体式选择方面的主导作用。
能够显著体现张承志有意模糊文体边界、进行混合写作尝试的，是他写于80年代末的三篇诗体小说《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他把这三篇自己“非常喜爱”的小说称为“神示的诗篇”。在这三篇小说里，故事叙述、内心独白和场景描写交织在一起，大段的景物刻绘、简短的对话以及浓墨重彩的诗意抒情任意穿插，作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缕缕由乐音、色彩和激情组成的语词飘带。这三篇小说的宗教韵味是明显的，而它们的“形式”，也与渗透在作品中的神秘宗教氛围相契合，后者构成了作品的情绪基架。这三篇“诗体小说”的写作显然是作者“刻意”所为，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充当了张承志进入《心灵史》写作的前奏，较好地完成了《心灵史》文体的择取和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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