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1)(6)
2015-10-09 01:05
导读：大跃进饥荒不仅彻底改变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信念，而且也导致高层官员在农业政策上产生分歧。饥荒过后，参与制订农业政策的高层官员，如周恩来
大跃进饥荒不仅彻底改变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信念，而且也导致高层官员在农业政策上产生分歧。饥荒过后，参与制订农业政策的高层官员，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子恢、邓小平和陈云倾向支持包产到户。相反，一群包括陈伯达和柯庆施在内、主要以城市利益着眼的领导人，形成另一集团，主张取消单干、恢复集体经济。促使这一分歧出现和持续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立场暧昧。一方面，毛虽在 1962 年支持禁止包产到户，但在大跃进惨痛失败的阴影下，毛在其余生里，把他希望向土地平等体制过渡的立场作温和调整，也不再要求地方官员推行生产大队和公社核算。 70 年代陈永贵曾向毛建议全国推行大队核算，但毛未积极支持。
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分歧一直持续到毛去世之后。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高层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分歧又再浮现。中国领导层分成两派阵营。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华国峰和支持他的陈永贵、纪登奎属于温和农业激进主义的一派；邓小平和陈云则支持稳健派。 1977 年开始，稳健政策和激进政策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上交锋，争夺发言位置，使中国农村政策给人一个摇摆不定的印象。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争论，在严密的政治制度中打开缺口，并为发挥地方积极性造就了机会。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在某些地方，农民和地方干部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实行农业包产到户。正如从本文采取的理论架构推断，这些地方大多位于大跃进时期受灾最严重的省份，特别是安徽和四川。在本质上，大跃进饥荒奠下了触发农村体制转变的架构，促成了公社制度的瓦解。
七 结 论
从这项公共食堂参与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研究看到，大跃进饥荒不但反映了高层领导人的角色，也凸显了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结构因素。下级官僚为了突出表现自己，往往过火地推行中央的政策。但在实行激进政策时，各省是有规律可寻的差异。我们作了与一般人直觉相反的假设，即那些共产党员较少和被共产党占领较晚的省份所推行的措施更激烈，因而在由此引致的饥荒中受害更深，这项假设得到统计分析的支持。大跃进饥荒反过来把人们从农业激进主义的幻想中唤醒，并为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奠下思想和政制的基础。物极必反。
共6页: 6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