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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复书与別纸(1)网(3)

2015-10-28 01:17

四 关于重叠别纸

　　别纸并不一定是正书外仅加一纸。《北梦琐言》卷四称唐宰相卢光启“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卢光启《新唐书》卷一八二有传，称其“字子忠，不详何所人。第进士，为张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凤翔，宰相皆不从，以光启权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机务。复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卢光启后被朱全忠所杀，但原先仕途不可谓不顺。《北梦琐言》同条说他“先人服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塗（途），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文苑英华》卷四○五薛廷珪《授卢光启等遂王友制》也称其“皆以丽藻雅文，独行当代”。是卢光启以文学进身，虽因先人犯罪服刑而致其出身不佳，但他善于进取谋职。“凡一事别为一幅”的“八行重叠别纸”是否由其创造，尚有可疑（详下）；但这种别纸既是迎合了“勤于请谒”之需，又号称“精切”，就必然在礼数周详的同时，具备了使官场奏事清楚明白的特点，所以它的流行可想而知。问题是“重叠别纸”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敦煌P.2945被定名为《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稿》的一件书仪使我们得到关于它的启发。
　　这件状稿的第一件有“相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乙蒙恩，限守遐方，[末由拜]谒。谨奉状不宣，谨状”一类格式化的问候和用语，末尾有“七月九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的日期和署名，毫无疑问是“修寒温、明体气”的正状。第二状只有“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愿精嘉药膳，以安社稷生灵。伏惟恩察，谨状”几句没头没脑的话。署名“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厶乙状上”而没有日期。在这件的下面还有六件，除最后一件是“凉州书”以外，余皆注明“又贺别纸”或“又别纸”。论者关于这件文书的年代及归义军留后究竟是谁尚有争论[8]，但一致认为前七件书状和别纸都是留后致朔方节度使的，只有最后一件《凉州书》与之不同。从第三件开始，其别纸或说明已派出朝贡使团，请求朔方节度使在沿路予以关照和保护；或感谢朔方遣人“贵达方音，申阳关之宁谧”的厚意，告知得到朝廷来使“泽漏西天，诏宣荒裔”的欢欣；或解释朔方来人耽留，“盖缘（朝廷）使臣未行，所以稽迟回撤”的原因；或赞颂朔方节度使沟通敦煌与中原关系的恩德，表达感佩和敬羡之心。单看每一件别纸，可以认为各是一事，但是合而观之，却可以看得出皆有联系，并都关系到归义军遣使中原的问题，前后所说是一件事。根据写信内容和时间前后参差，或会认为，文书中的一件件别纸都是归义军在不同时间分别给朔方节度使的致信。但是其中一件别纸分明说道：“伏以边荒古戍，元本以（与）朔北通烟。十五年来，路鲠艰危阻绝”；《凉州书》也点明“前载得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不蒙仆射恩隆，中路被温末劫杀”的事实，和提出“今乃共使臣同往，望仆射以作周旋”的请求。这就是说，归义军方面通使曾经失败，所以准备再次派遣朝贡使团与朝廷使臣同往。在此之前，敦煌与朔方之间的道路是多年来始终未打通的，所以就是朔方来人，也不得不等着与使臣一起出发。既然如此，敦煌怎麽可能一次次派人前往送信？由此推测，这些反映一段时间以来（从朔方遣人送信到朝廷来使到敦煌最后派使团出发）敦煌归义军动态和运作的别纸，只能是在派遣使团的同时一同带走。书状中的第三件写道：“谨差节度都押衙张进诚奉状陈谢”，则带走书状的使人是张进诚。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而如果这样来解释，则除了《凉州书》之外的七件文书应当并为一状。第一件是状的开头，第二件是状的继续。此状虽然没有注明“别纸”，但事实上应为第一张别纸。惟其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什麽以下的别纸都加“又”字，而只有这张别纸与第一状结合，并加上其他五件“又贺（谢）别纸”、“又别纸”（不包括《凉州书》），才组成一件完整的书状。且如前所示，各件基本上是一事一纸，涉及到中原王朝来使示意，并通过朔方节度使斡旋和归义军决心通使中原的全过程。它的别纸、又别纸的层层套叠的形式，正是重叠别纸的典型。这些别纸之所以被抄在一起，很可能是作为归义军的档案或文抄。
　　以这件书状提供的范式去寻找，在存世文献中其实也能够发现“重叠别纸”。比较典型的一件是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二○（《唐文拾遗》卷四二）《上太尉别纸五首》。崔致远是淮南节度使高骈巡官，该书为其任职藩镇时作，是一部典型的“掌书记文集”。别纸五首是其本人上使主书状。五首中，自第二至第五都标明“又”，很像是P.2945的情况。第一首称“某启，昨以乡使金仁圭员外已临去路，尚阙归舟，恳求通行，仰候尊旨。伏蒙恩造，俯允卑诚，今则共别淮城，齐登海舰（下略）”。这是说明得到高骈准许登船出海，并为此表示感谢和怀恋之情。第二首称“某启，伏奉手笔批诲，一行人并善将息风涛者，俯顾微流，仰窥尊念，望淮海则陟遐自迩，指风波则视险如夷”。这是说在海上行进，并再次表示“下情无任感激攀恋兢灼之至”。第三首是“伏奉尊诲，药袋子悬于船头，不畏风浪，慎勿开之者。仰挂青囊，远踰碧海，必使天吴息浪，水伯迎风。既无他虑于葭津，可访仙游于蓬岛。惟愿往来无滞，忠孝克全（下略）”。这是企求海上的平安。第四首称“某舟船行李，自到乳山，旬日候风，已到冬节，海师进难，恳请驻留。某方忝荣身，惟忧辱命，乘风破浪，既输宗愨之言；长楫短篙，实涉惠施之谋。虽仰资恩煦，不惮艰险，然正值惊波，难踰巨壑。今则已依曲浦,暂下飞庐，……候过残蜡，决择行期（下略）”。这是说明遇风浪不得不停留的苦衷。第五首称“某启，自叨指使。惟欲奋飞，必期不让秋鹰，便能截海。岂料翻成跂鳖，尚类曳泥。虽慎三思而行，且乖一举之雋。既劳淹久，合具启陈（下略）”。这是再度表达了不能成行的无奈，最后并用“龙鹄无失，藩羊无失，惟愿时然后行，必当利有犹往”之类的话以自解，示将随遇而安。总之，五首所言都是出海之事，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过程，但主题、中心为一，前后贯通。出海时不大可能一次次的派人送信，这些别纸也应当是一次送出。如果我们判断的不错，在这五首别纸之前，还应有一纸正状，内有“相公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乙蒙恩，……谨奉状不宣，谨状”之类问起居的套话，否则会显得突兀和无礼。正状加上五首别纸，才是一件完整的书状。

　　另外从上例也同样说明，有时重叠别纸的使用是可以记载一段以来发生的事情。须知卢光启的“八行重叠别纸”就是使用于“清河（张濬）出征并汾”之际，则由于征战之际通信不便也应是重叠别纸产生的一个原因。晚唐五代常常出现动乱局势，交战期间书信不方便寄出大概是常事，所以只能随时写下一并送到。敦煌P.2945卷尤能说明这一问题，试想其时道路不通，朝贡如不组织使团且无各方保护则不能到达。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一次次派出使人送信，灵武使者长期逗留敦煌和七件书状别纸的时间跨度长由此不难理解，所以除了叙事清楚外，可以将一段时间内随时发生的情况连续奏报并集中发出，这也是重叠别纸使用的意义所在。
　　崔集卷一九又有《迎楚州行李别纸二首》和《与金部郎中别纸二首》，均为代高骈所作，其第二首均标明“又”，是否重叠别纸也甚可疑。虽然一为接楚州来的“尚书”，一为与出牧州郡的某“金部郎中”的应酬文字而内容有别，但两件的形式非常相似。其第一首都以“不审近日尊体寝膳何似”之类语开头，接下都有天气或者时景的寒暄，如“伏以源滋桐柏，浪接蓬莱，虽惭临郁燠之期，而宛对清虚之境。开乐镜而真同月映，泛膺州而况值风调”；或“况属迟日载阳，光风遍煦。燕歌莺舞，深知酌桂之欢；智水仁山，静月据梧之兴”一类。接下来的第二首才是更具实质性的。文皆以“某启”开头。“迎楚州行李”言及“今月某日专使至，伏蒙恩慈，特降尊诲。跪读欣忭，不任下情。伏审尚书远赴天庭，将遵水道。整兰桡而思郭泰，指桂苑而访刘安”的来龙去脉和“今者伫迎鹤驾，即觑龙章；既知天幸遭逢，唯切日深踊跃”，准备迎接的急迫心情。“与金部郎中”也在地其第二首中也用大量的形容词语吹捧对方“大雅含清，中庸处厚，既以高明肃物，能将全德镇时”的德行，和“兰抛粉闼，竹领朱轓；出分天子之忧，来慰海人之望”，即到地方来任官，发挥才能，前程远大，以致“入觐蓂阶，坐调梅鼎”并非“月中之梦”；表达了自己“仰趋马帐，忝预生徒，无任攀恋祷祝兢惕之至”的企羡之心。两件书状文字优美，很像是早先月仪或者朋友书仪的翻版。这样的书状，很可以使人了解到在文人的笔下，怎样“古为今用”地将原来的文学形式改头换面地照搬到官场酬应中来。不过，既然称作别纸，则我认为两件书状也都不是完整的。在别纸之前，问安或问起居的正状还是不能少的。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崔集中还有许多别纸，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卷七还有“别纸二十首”，其中《滑州都统王令公三首》、《郑畋相公二首》、《吏部裴瓒尚书二首》、《宣歙裴虔馀尚书二首》、《盐铁李都尚书二首》等也都是一人两首以上。但这些别纸并不一定都是重叠别纸。如《郑畋相公二首》就明显为两次，一次时间在中和二年（882）二月郑畋命相，一次却在他被罢为太保之后。此外崔集卷八、卷九、卷十的书状中有《徐州时溥司空三首》、《幽州李可举大王四首》、《都统王令公三首》、《浙西周宝司空五首》、《宣歙裴虔馀尚书三首》、《护军郄公甫将军三首》、《壁州郑凝绩将军二首》等；虽然也是一人多首，但原集既没有指出，也很难从内容上认定他们就是别纸或重叠别纸。别纸有时不宜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别纸和重叠别纸用于下对上或表尊敬的场合比较多，上对下则不用。它们与一般书状一样，显然都是藩镇与朝廷或藩镇之间、中央地方官员之间相互往来的产物，是当时各种政治关系的真实反映。别纸的大量使用，的确是适应唐末五代中央地方政治生活和官场交际的各种需要。
　　崔集中重叠别纸的出现，也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北梦琐言》提出“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卢光启）始也”，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如说卢光启创始，则时间不早于“清河（张濬）出征并、汾”的大顺元年（890）[9]。崔致远是与卢光启同时代的人。但是，根据崔致远进《桂苑笔耕集》的奏状，其时间是在中和六（元？）（881）年的正月。如果本文对崔集中重叠别纸的判断无误，则重叠别纸的形式在中和以前就已经有了。《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提出卢光启创造是由于看到当时社会的流行，并且用一“盖”字，说明也是一种推断。笔者推测，社会以卢光启为榜样是因他名气大、文笔好，或者是因他将已流行的别纸用八行笺又规范了一下，使之更加简明清楚。如果只说重叠别纸的话，其创作应在崔致远之前，而且至少文人荟萃的江淮一带早就流行了。笔者曾经讨论过掌书记文学对表状笺启书仪文集制作的影响，重叠别纸也有可能是在藩镇地方首创而传给中朝人士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符合唐末五代文学传播的规律特点。
　　以上是关于别纸的一些补充。由于史料阙失和记载不明，我们在文献中发现的别纸和重叠别纸还不是很多。另外我怀疑有些官文书启虽然从名称及形式看都是一纸单书，实际却是无开头语而直叙其事、去掉了第一纸寒暄的别纸，这就使我们无从分别。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和发掘。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思考的，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创的复书和别纸本有民间和官场的两种功用，但唐以后随着民间吉凶书仪中复书应用的不断减少，表状笺启书仪和传世文献中的官牍别纸却是逐渐增加。这就是说，一方面贵族创造的繁琐礼仪随着庶民社会的发展需要走向简约，但是另一方面新的繁文缛节却又在业已成熟的官僚社会中滋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古社会的礼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递进，书体的变化也是如此。不过，形成两纸或多纸的“别纸”并不是以往复书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实际内容并有着自己的规格，从而体现着时势的特殊要求。所以，进入宋代以后，别纸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出发，别纸的频繁使用显然不能认为完全是一种书信形式的倒退。

 

[1]《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2]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63—281页。
[3]《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4]《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69—71页。
[5]《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6]《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7]按萧顺之死于永明八年，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七，标点本4296页。
[8]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使资料》第十一辑）首提出这件文书的年代在后梁贞明中，留后是曹仁贵（议金）。之后，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也同意这一说法。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则认为留后是曹元德。笔者认为留后是曹元深，将于另文详论，故此处不再赘述。
[9]详《资治通鉴》卷二五八，中华书局标点本8399—8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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