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元杂剧中的“抢妻”现象及其文化阐释(2)
2015-12-31 01:08
导读：2.1政治黑暗是直接原因在元代，处于上层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具有很多特权，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南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蒙古人因
2.1政治黑暗是直接原因在元代，处于上层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具有很多特权，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南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又“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在元代社会中，汉人与南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而他们的妻女处境可想而知。元代流行买卖婚姻，妇女被视为一种财产可以转让、典当。婚后的妇女也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甚至犯罪的妇女也交由其丈夫处置。同时元代的皇室宗亲和权贵阶层都有自己的封地，在封地内领主的权利高于地方官员。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里为所欲为，连官府也不能够处置他们。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汉人和南人妻女的地位很难得到保障。所以统治者出于自己的兽欲，对妇女悠意强取豪夺的现象非常普遍。《元史》记载:
“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速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一日宴赵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座隅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
权臣燕铁木儿想抢占的女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姬妾，这一方面说明他拥有的姬妾实在是太多，另一方面说明他掠夺成性。
另外，那些本该道德高尚、清心寡欲的和尚，凭借当时的宗教的尊崇地位，丧心病狂地抢夺妇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元史》记载: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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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地方官僚和豪强强夺他人妻女的事例，也常常见诸于史料:
“河南刘万户，贪淫暴庆，郡中婚嫁，必先路之，得所请而后行，成呼之为翁。其党董主薄，尤恃势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
“在瑞安时，有尹喜者，其妻为势家子所夺，想之州，州弗敢桔，反抵告者罪”。(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项止堂墓志铭》)。
这些事实表明任意掠夺妇女的行为在元代是很普遍、很严重的社会现象。
2.2蒙古人的婚姻风俗对“抢妻”起了推动作用元代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婚姻习俗对“抢妻”这一社会现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元代的统治核心主要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主，他们的婚姻习俗迥异于中原汉族的传统婚俗，比如多妻制、抢婚、收继婚等特殊的婚俗，在客观上对“抢妻”这种恶习起到了推动作用。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伦就是他的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人那里抢来的。多年后，蔑儿乞人又抢走了成吉思汗的妻子李儿帖，成吉思汗的部下在拥立他为大汗的时候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虏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可见在当时的蒙古社会，抢夺妇女是各部落间司空见惯的事，甚至是炫耀男人能力的象征。
作为群婚制残余的多妻制，也是蒙古人婚俗的一个特征。一个男子有数十个妻子或是数百个妻子，其数目视其经济能力而定。“每一个男人，能供养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妻子”所以“成吉思汗有妻妾近五百人。”“窝阔台有妻数人，妾六十人。”一般的官员、贵族，妻子的数目在5个至10个之间，平民则少一些，一般是二妻或三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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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抢妻”成为元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存在于蒙古族的贵族之间，也存在于社会下层的人士之间，甚至包括宗教领袖也参与其中。“抢妻”情节的杂剧如此集中显著，应该说正是这一社会问题普遍性和严重性的集中反映。
3、其深层原因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对妇女的掠夺、政治的黑暗、权贵的贪婪等等原因并非元代特有的个案，何以之前的作品中却鲜有这样集中而愤怒的表现。还有元杂剧《西厢记》的情节演变也颇为耐人寻味。唐代元棋的《莺莺传》中没有“抢妻”情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始增加兵围普救寺的情节，但目的不是“抢妻”而是抢财物，而在元代《西厢记》中，王实甫却增加了两次“抢妻”的情节，“寺警”、“争艳”两次目的都是抢崔莺莺成亲。“抢妻”情节在元杂剧中如此集中突出，应该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冲突有着密切关系。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落后民族执政的一统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