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1)(2)
2016-01-16 01:00
导读：诂经精舍学生根据南北诸儒解经宗尚的不同，还分别了两种训诂，承汉人之学的训诂称为“真训”，承王肃等人的训诂则称为“伪诂”，汉儒经解(特别是
诂经精舍学生根据南北诸儒解经宗尚的不同，还分别了两种训诂，承汉人之学的训诂称为“真训”，承王肃等人的训诂则称为“伪诂”，汉儒经解(特别是郑玄)似成为不言而喻的权威。洪震煊解释道：“昔汉儒之经术，授受相承，渊源不隔，虽未尽合于微言，要亦自成为古训。北海郑君出，由博返约，集其大成。”徐鲲也称：“经以师训为主，学以师授为贵”。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王肃“暗造古文，私撰家语，历诬经旨，显斥郑君，致学无心得者易惑歧途”，便是伪诂，偏用伪诂，致使“伪诂炽而真训亡矣”，“伪诂炽则人创新义，真训亡则众弃旧籍。”永嘉之乱后，南学承袭王肃等人之学，解经偏信伪诂，导致“《易》亡梁邱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诗亡鲁齐。”因而“江左诸儒，习正始之音，主玄虚之学，以至好老易、善玄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视康成，妄訾服氏。”诸人还认为解经尊尚南学，开启了后人崇虚不务实的门径。胡敬称：“南朝诸儒，义宗简约，乃退孟《易》于术数，斥郑学为支离，专事守残，因陋就寡。后儒骋性道之虚悟，置象数于勿言，其端实肇此焉。”邵保初进而指出：“江左儒风，渊源典午，专尚浮华，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简，理固宜然。若谓经籍英华，尽在于是，是以汉学为糟粕也，盖已隐隐开驾空立说之端矣。”若后世根据南学，“行王杜伪孔，则学分为三。故有两经之疏，同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学者茫然不知真是之归，此宋儒所以乘间而起也。”
《诂经精舍文集》中，除讨论六朝经术流派之文外，还有品评唐朝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考两汉经师家法的系列文章，三者实际互相支援，不可分割。六朝经术正坐于唐、汉之间，可上探汉儒家法，也可下观唐儒得失。由两汉家法的殒失上看，诸人皆认为六朝有咎，因西晋时承两汉而后犹置五经博士十九人，六朝时“或减为九人，或增为十六人，而不复分列五经”，家法于是紊乱。其中南北诸儒各有过失，不过北方诸儒尚守部分师说，对两汉家法的保存传承上还是有功。诂经精舍诸生由北方诸儒尚存的汉人师说家法下观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俱见。陶定山借用朱熹对五经义疏的看法，认为五疏之中，“《诗》《礼》为上，《春秋》次之，《易》《书》为下”，便因为《诗》疏兼采毛、郑，《礼》主郑《注》，颇能得古训原本；而《易》用王弼，《书》用王肃，致使古训殒失，混乱家法。由此可以推知，阮元鼓励大家往复讨论六朝南北经术流派，又下观唐五经义疏，上考两汉经师家法，实际意图引导诸生远离“庸近”，探寻汉人解经的门径，崇尚汉人训诂的味道比较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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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诂经精舍文集》中记载诂经精舍诸人并列崇祀郑玄、许慎的事情很值得关注，与上节所述探寻汉人家法、摆脱说经之“庸近”密切相关。
郑玄、许慎都是汉代经师，生前身后的荣衰程度则大不相同。郑玄在唐朝时便已从祀孔子庙，降至明代时从程敏政言撤祀。清代阮元督学齐鲁，曾修郑司农祀、墓，建通德门，立其后人，在清代恢复了崇祀。相比较而言，许慎“生不过官二百石，殁后并不闻祀于其乡，使得分特豚之馈。”诂经精舍诸生在最终确定并祀许、郑前，也只时提出设祠祭祀郑玄，原因在于“两汉经学最重师法，各家流派，具详于班范史传，而郑君康成集其大成。”对于许慎，明显不如对待郑玄那么尊崇。对于学生请祀郑玄的建议，孙星衍补充还应该崇祀许慎，阮元欣然接受。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内记有详情，他说：“诸生谓周秦经训，至汉高密郑大司农集其成，请祀于舍。孙君曰：非汝南许长，则三代文字不传于后世，其有功于经尤重，宜并祀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阮元针对诸生只说郑玄集周秦经训之大成，提出许慎、郑玄都为“集汉诂之成者”，在复述孙星衍之言时，甚至说许慎“有功于经尤重”，似尊崇还超过郑玄，《诂经精舍文集》中也以“诂经精舍崇祀许、郑两先师记”为定名，许慎排序还在郑玄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