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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酒店妇女形象研究(1)

2016-01-15 01:03 谭正璧先生在其《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中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1]，他的这句话说的如专指女性作家的文学活动，那就略显偏颇。但如指涉及女性的文学活动，那就切合实际了。但是，千百年来由于妇女地位的问题，涉及女性的作品及活动多不被学者重视，直至近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加上我国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有关女性的文学才备受重视，女性作品的研究发展到今天，触角已深入到能涉及的所有领域，从先秦到近代的各类女性形象都已涉及，歌女才女农家女，女妓女妖女艺人，无一遗漏，然而，当我们翻开古代书卷，我们还会发现一类被人们遗忘在角落的人物——当垆女。大概从《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以及《西京杂记》记述卓文君私奔后当垆卖酒以来，才子佳人的佳话吸引了浪漫国人的想象，于是酒肆当垆女就成了编织浪漫传奇的极好对象。当垆女是抛头露面的良家女子，没有妓女的卑贱歧视，却又沾以美酒待客的风流，于是她们就成了无数文人笔下的精灵，不单寄寓了他们的爱情理想，还有他们的道德价值，更有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独特认识，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意义，不容忽视。本文将从历代相关的文学作品中对她们做出一定的分析，借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申明：本毕业论文由张翛然撰写，版权归作者所有。1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酒店妇女形象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形象，但确切的说“酒店妇女”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据考证酒店作为饮食场所在春秋战国即已出现，而作为固定行业名称则在南北朝才开始出现，如《南史·颜延之传》：“文帝尝召延之，传召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2]但这种称呼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酒肆”“酒家”还是更为普及。因此将古代文学作品中与酒店相关的女性形象称为“酒店妇女”并不贴切，如果追本溯源那么“当垆女”是大概更能概括其含义，古代酒店中放置酒的台子被称为“垆”，因此“垆”字也成了酒店的代称，“当垆”就成了卖酒的意思。因此“当垆女”一般指卖酒女或酒店女主人。本文中“酒店妇女”一词实为“当垆女”的现代称谓，即指酒店的女主人或买酒女。只是为迁就当今时代的语言习惯，而称“酒店妇女”。酒店妇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关卓文君的描述。从这个才子佳人故事开始，“美女当垆”成为文人笔端的花朵，一代一代的绽放着，更绚丽多彩，也更迷离复杂。1.1 酒店妇女整体形象的整体演变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被今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近古（明清鸦片战争前）。[3]这一分法的科学性我们在此不做讨论，最起码它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中的酒店妇女形象的演变历程来说，是正确的。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作为主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大概应是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这一段的描写为我们奠定了当垆女明快健美的基调，此后，乐府诗中的《羽林郎》《陇西行》更可见一斑。而到了《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以及后来的传奇话本以及唐诗宋词，则是豪放洒脱的“胡姬”，如李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但是随之王朝落日的到来，她们的形象也染上了沧桑。而到了明清以来，社会安定了，则出现了是女豪杰与女夜叉并存、顺从者与挣脱者同在的的分裂形象。这些丰富的人物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时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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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汉代文学被汉赋 “铺张扬厉”四字奠定了风格，人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它就是汉代文学的风格，而由汉乐府所代表的另一种风格，似乎为人们所遗忘。汉代酒店妇女的形象其实也代表了汉代文学清新明丽的另一种风格，在《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谣中有许多这类作品，《陇西行》和《羽林郎》就是这类代表。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酒店妇女的形象多是年轻美貌，明丽但不轻浮，活泼但不风骚。如辛延年的《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4]极尽笔墨写出年青的胡姬独自守垆卖酒，在明媚春光的映衬下的艳丽动人。前人评此句云：“须知不是论鬟。”可谓一语中的。在明丽诗风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活泼可爱而又勤劳坚韧的女孩。同样，在《陇西行》中我们看到的是持门有方的“好妇”，她“颜色正敷愉。”又知礼守节，作者的一句赞叹“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充满了赞美艳羡之情。这也代表了这个时期一般士人对酒店妇女的评价。1.1.2 美艳胡姬到沧桑少妇两汉以后到了魏晋时期，酒店妇女依然是人们心中美丽而有节操的明快少女，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分裂。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无名氏的《西京杂记》（一说是葛洪作）中对当垆女的不同描述就体现了这一点，《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5]，而与之不远的《西京杂记》中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描写，则相对有贬义。其中记载：“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颜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然终不能改过，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6]这两则描写对比，前者不光有美色，且具有妇德，而后者“放诞风流”四字尽现春秋笔法，也体现了人们对当垆女认识的变化。而以后一直延续到唐代他们的形象可用这个词形容——“美艳沧桑多是非、。”唐代是诗酒的时代，也由此当垆女和文人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大唐帝国的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当垆女的春天，她们不单受到文人们的青睐，而且也多与之神交，唐代文人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爱酒，其实他们爱的不光是酒，还有那美貌绝伦，蕙质兰心而又开朗活泼的当垆女——胡姬。所以在盛唐诗人的笔下当垆女和前代文人笔下的当垆女没什么两样，如有李太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江夏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二首》），杨景山的“珍簟华灯夕阳后，当垆理瑟矜纤手”（《 大堤曲》）“妍艳照当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胡姬词》）可是随着盛唐气象的陨落，胡姬女也由阳光少女变成沧桑少妇，这一转变在唐诗词传奇讲唱艺术和后来出现的话本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也许是生活的变迁，盛唐之后的当垆女已不是纯粹的当垆女，还兼任歌女的成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青楼色彩逐渐加重[7] 。而我们中唐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这类形象，都是经过时代沧桑的中年少妇，她们曾经年貌俱佳，可如今已年长色衰，都怀着一份生活的重担经营中小小的酒店维持卑微的生计，如《孟姜女变文》《茶酒论》中的描写。这一描写传统发展到宋代话本出现了更多的同情色彩，当垆女依然貌美，但却更加薄命，做人不成，最终沦为鬼，洪迈《夷坚志》中金明池人鬼恋正是这样的例子。洪迈是道学家，所以他的作品中直接让共历生死的人鬼恋中的女鬼直接死亡，绝无半点怜惜。而宋元话本对她的描写则同情居多，结局也好了很多，虽然终不免为鬼的命运，但是，让她死后容颜不改，成全了爱人，还让吴生给了她名分。这已经算是让这些沧桑少女有了好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