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伦泰和苏联的性文学
2016-01-13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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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女作家、政治活动家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今
苏联女作家、
政治活动家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却因她写革命的恋爱道德与题材的小说译介到中国而名噪一时，成为苏联性文学的代表。
柯伦泰虽出身于一个沙俄将军的家庭，但很早就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曾经加入社会民主党，致力于社会改革，后改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
社会保障人民委员，后来长时期在外交部门工作，出任过几个国家的大使，是苏联第一位女外交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的作品以表现性解放为主题，她本人对待性关系也持自由的观点，是“一杯水主义”的倡导者，因而在苏联受到正统批评界的攻击，1927年以后，她的小说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以后，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流行一时。1928年沈端先（夏衍）翻译了她的中篇小说《三代的爱》和《姊妹》，合编为《恋爱之路》，由作新书社出版，1929年同一本书又有温生民译本《恋爱之道》。她的长篇小说《赤恋》1929年也由温生民译出，同年杨骚又从日译本重译，到1934年经过立先重新编译，还出了节译本。周起应（周扬）也曾翻译过她的《伟大的恋爱》，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同年李兰也翻译了这一作品，并收入《姊妹》和《三代的恋爱》合编出版。至此，柯伦泰以“恋爱之路”为题名的三部曲《赤恋》、《三代的恋爱》、《姊妹》全部出齐。
最能代表柯伦泰妇女观的是《赤恋》。主人公华茜丽莎是一位典型的女革命家，为了革命胜利和社会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与丈夫分居两地，又因过度劳累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但她的丈夫却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堕落为一个贪污腐化分子，并与另一女人有染。当华茜丽莎去探望丈夫，发现了这一切以后，面对丈夫请求她留下来的苦苦哀求，还有自己已经怀孕，最重要的是对于丈夫仍割舍不了的感情，陷入痛苦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终于听从了她正从事的“共同住宅”事业和她要为之献身的工人们的召唤，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生下孩子，经过犹豫和彷徨，重新走上了独立自主，为人类为社会尽职尽责的妇女解放之路。柯伦泰通过华茜丽莎形象的塑造，申明了自己对于女性的价值观，即恋爱婚姻家庭的领域只是“私事”，判断一个人的真价，在今天，不仅男人，女人也“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为所可评定，而该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对于国家社会的有用性以判断的”。华茜丽莎正是怀有“恋爱只是私事，工作更重要”这一信念的革命新女性。正是这种观念打动了中国的译者，温生民在他翻译的《赤恋》译序中说：“恋爱不过是有闲的老爷，太太，小姐们制造出来的神秘的名辞”，我们是被压迫者，哪有机会、时间和精力去恋爱，“我们还有比‘恋爱’更重大的任务啊！”“我们要享受美满的‘恋爱’，我们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变革社会的工作———才可能。”“赤恋便是暗示这种‘恋爱之道’的有意义的小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本书的一切主张，可是，华茜丽莎从两性关系的囚笼超脱出来，勇敢地对着现实做一位社会人这一点却是值得赞赏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把它翻成中文，并不是为了本书已有十余国译本的虚誉才动手译的。”
柯伦泰最惊世骇俗的小说是《三代的爱》。这篇不长的小说叙述了祖母、母亲、女儿三代人的不同恋爱观。这三代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而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不同时代的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祖母不能满足于安稳的联队长夫人的生活，与“契可夫式的英雄”私奔，开始了她创立巡回图书馆启蒙民众的事业。但她的恋爱观仅是以恋爱的权利否定婚姻的义务，在性的道德上，严格得与道学者一样。所以，当她后来发现这位革命的丈夫背叛了她，她尽管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却仍然决意一生为他保守贞洁。母亲最初和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居，但因当时的白色恐怖，她不得不躲避在技师M的家里做家庭教师。他们之间尽管政治主张完全不同，却萌发了热烈的爱情。但这并未影响她对流徙中的丈夫的爱情，她陷入同时恋爱两个异性的矛盾之中。母亲与祖母的不同在于，祖母认为爱是唯一的，二者必择其一；而母亲则听凭感情和机运的驱使，即使和M生下一个女儿之后，也不时在两个情人之间周转同居，她认为自己处于“和常人一样地能够理解感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间”。后来，她又听凭相互之间感情的消弭，而与两个恋人先后分手，与比她年轻很多的廖勃柯夫结婚。就是这样一位解放的女性也不能理解她女儿对待爱情和性的态度。大革命后因住宅不足，她与女儿，和丈夫同住了一个房间。但不久，她就发现女儿怀了孕，女儿却不知道孩子是廖勃柯夫的，还是其他同志的。而且，女儿不承认对自己母亲造成了伤害，因为她并不爱母亲的丈夫，甚至从没有恋爱过。女儿还振振有辞地宣布，“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那么，“这种事件究竟怎样解释才好呢？这是一切道德律所不能容许的淫荡呢？还是由新生活所招致而从新兴阶级的任务中所产生的见解———就是新道德？”这个问题正是母亲和作者留给我们去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