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2)
2016-01-27 01:02
导读：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 海外汉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作为一个学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我们
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
海外汉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作为一个学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学术师承和学术脉络。我们今天在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时应对各国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讲到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汉学”和“中国学”的关系。一般来讲“汉学”表示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国学”表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献、训诂、后者注重现实；前者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刘东所说：“汉学一词在现代亦必衍生出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称‘一切在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汉学’（Sinology）一词则与以现代方法研究现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对，仅仅指以传统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4](P128) 这种划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对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我们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
但这两种名称告诉我们，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对其学术史的流变和发展有一个了解。对待域外汉学（中国学）仅仅采取一种实用的态度是不行的。“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2](序)前辈学者已经这样做了。1949年前对西方汉学通史的研究有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人汉学之研究》，近年来有了一两本国别的汉学史著作，影响较大，受到国内外学者好评的是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和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何寅与许光华的《国外汉学史》是国内目前较为详细的汉学的通史性著作，此书有开创学科通史之功。汉学（中国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有师承的传递和各个学派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判定一个汉学家在本国学术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学术思想的来源和背景，很容易闹出
笑话。汉学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汉学（中国学）成果介绍到国内，就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整体的或个别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定各国的中国学家们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学术谱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们的无知”。[1](P14) 从西方汉学史来看，如果没有一个系统而又深入的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就无法解释“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之间的巨大变化，无法解释从费正清到柯文这种学术路向的重大转变，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到这种学术转变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无论是判断一个汉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还是从整体上理解汉学（中国学）的演变，没有学术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三、比较文化的视角是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海外汉学（中国学）虽然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它是发生在域外，由外国人所做的学问。西方汉学（中国学）其实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东方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学术的传统和规范。这样汉学和国学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同，表现在内容上，无论是传统的汉学还是当代的中国学，材料、文献都是中国的；异，表现在学术规范和方法上，最终还在问题意识上，汉学是从自身的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这样，在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中就必须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许多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将“汉学（中国学）”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国学”相等同，对其“同”的部分大加赞赏，认为有水平，对其“异”的部分则大加批评，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误读”不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种比较文化的视角，不能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来对待汉学（中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