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3)
2016-01-27 01:02
导读：母体文化对汉学（中国学）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有很大的影响。从实证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域外汉学并非像赛义德所说的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
母体文化对汉学（中国学）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有很大的影响。从实证的知识论角度来看，域外汉学并非像赛义德所说的完全是一种“集体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完全影响下，成为一种毫无可信的语言的技巧，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性的知识。就西方汉学（中国学）而言，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获得了大踏步的进展。“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中传教士已经开始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开始了一种依据基本文献的真实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记载，一种走马观花的研究。传教士汉学绝不是传教士们随意拼凑给西方人的一副浪漫的图画，他们对中国实际认识的进展，对中国典籍的娴熟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汉学家也很难和其相比。特别是到“专业汉学”时期，汉学家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的，我们只要提一下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就够了。这点我们在下面论述汉学（中国学）和国学的关系史时会讲到。
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5](P260) 由此，西方的整个东方学在知识论上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其真实性应受到怀疑。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所提供的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帝国主义的定性概念”，东方学的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赛义德的观点显然不符合西方汉学的实际情况。作为西方知识体系一部分的东方学，在知识的内容上肯定是推动了人类对东方的认识的。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西方汉学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平心而论，赛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这是对的，说东方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赛义德所提供给我们的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评价西方的东方学的方法是对的，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因为不能因西方东方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就完全否认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以传教士汉学为例，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这种心态对他们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们仍然提供给了欧洲一些准确无误的有关中国的知识。采取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对西方汉学（中国学）中的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客观的分析，哪些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哪些是“客观知识”，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用比较文化的方法来分析汉学（中国学），就是要考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汉学（中国学）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语界中展开这种学术研究的，分析他们在具体的文献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影响我们的恰恰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所以，不能把海外汉学（中国学）中的研究完全归为“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和抛弃。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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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
浅论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