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2016-02-08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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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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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与顾颉刚所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1](P30)，“古今学
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2](P302)，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
了中国现代学
术研究的新
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
面也仍然继承
了中国传统学
术，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二个方
面。
一 继承传统的考据方法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代表之一，考据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肇端。如《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而《国语》所载的叔向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言，则更堪称考据学的正宗。到西汉，缘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章句之学亦由是发达，乃至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3](P1723)。此后，为了辨识当时大量涌现的古文经籍，训诂学更是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如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家便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由于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P4)，历史文献学愈益昌盛。白寿彝先生就指出：“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学问有汉宋之分，认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认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这种看法不一定对。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但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绩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就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造的。”[5](P514)当然，在传统学术中将考据学方法推向极至的仍当属清代学者。尤其是在文字狱的政策高压之下，众人群趋朴学，以至于“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6](P155)。这其中，“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7](P8)。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流变过程中，考据学方法可谓不绝于缕，并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更为关键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这种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还直接构成了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代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承受了其遗泽。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