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1)(2)
2016-02-24 01:20
导读：近代中国对科学较早产生质疑的是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物质灾难和精神失落使梁启超对“科学”产生了失望：“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
近代中国对科学较早产生质疑的是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物质灾难和精神失落使梁启超对“科学”产生了失望：“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现，但现在，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5〕
梁启超这种以诗人的直感表达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如同古井微澜，难以引起较大反响。引发对“科学”进行争论的是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关于“人生观”的演讲，演讲中张君劢质问：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吗？由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学术思想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由此拉开帷幕。
梁启超、张君劢对“科学”的发问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在突破性的意义，正如李泽厚指出：“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论断……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二十世纪的思潮。”〔6〕然而，问题是，发生在中国这一时期的这个讨论不是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应对意义危机的大争论”〔7〕。既然是为了应对危机的讨论，“玄学派”的观点在思想学术上深刻尽管深刻，却是“飘浮”于中国危机现实感之上的，因而，被当时的科学派骂为“玄学鬼”；相反，科学派的观点简单是简单但却“直接明了”“斩钉截铁”地指定了方向，满足了急于要走出思想意识上的“广场恐怖症”、意义危机的国人的需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指出，在一个处于“普遍的迷失感”的社会中，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是极为迫切的〔8〕。这样，意识形态更强的科学主义便取得了胜利。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当然，科学主义胜利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据汪晖教授研究，它是与晚清和民国以来的“ 教育 制度和知识谱系”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有关的，与出现了“科学话语的共同体”——一个使用与人们的日常语言不同的科学语言进行交流的群体——是相连的。这个共同体开始以科学社团和刊物为中心，通过印刷文化、教育体制和其他 网络 ，把自己的 影响 扩大到全社会，最终用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宇宙观〔9〕。
科学在论战中的胜利使它在思想意识中处于统摄一切的地位。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此作了一个形象地说明：“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开诽谤‘科学’的。”〔10〕
不过，这个“科学”却不是一个单一整体的科学。美籍华人学者郭颖颐指出，当时中国的科学主义分为两种形态：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和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前者主要是自由主义的，而后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11〕。据李泽厚研究，在人生观的论战中，科学派的胜利，最后更多地表现为唯物论科学主义的胜利，即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此，科、玄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并“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1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随着马克思著作的引入以及二十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合作，马克思 理论 在中国思想意识领域便形成了强大的气候。正因为如此，在随后的历史年代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1927年“四·一二”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其命运最低潮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却浮现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史学界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主导理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