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1)(3)
2016-02-24 01:20
导读：三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史学界取得胜利呢？ “科学”走入史学，这首先与当时中国人对“科学”在概念上的理解和“科学”实践有关。今天，
三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史学界取得胜利呢？
“科学”走入史学，这首先与当时中国人对“科学”在概念上的理解和“科学”实践有关。今天，我们讲到科学，往往会联想到数理化等之类的学科。但是，在五四时期，人们更多的是从精神和方法上去理解“科学”的，也就是说更注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只要你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思想，从事什么学问研究都可看作是在搞科学、在从事科学实践。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陈独秀就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 理学 、历史学、 法律 学、 经济 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的最大效用。”〔14〕
针对当时国人只知自然科学而不重视社会科学的现象，陈独秀还说：“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15〕从陈独秀的这段话看，他显然认为自然科学的权威在中国早已建立，社会科学则不然，所以他讲到“科学”时，往往是指加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据此，罗志田教授认为，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他所关注的倾向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注意力的方向〔16〕。如果说陈独秀在这里只是提倡用科学方法去治非自然学科的话，那么，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旗手胡适就直接提倡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结果当时的学人们“挟着科学”又一头返回传统（国故）中去了，并形成了一股“国学”热〔17〕。
出现这一转向的原因当然很多，涉及民族主义情结、“再造文明”的欲求等等，但罗志田教授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国故热的出现是与当时学人“趋易避难”的选择有关。我以为这一说法极具洞见。所谓“难”与“易”，是指清末民初的学人们对中学与西学、西方的理化“科学”与“文学”（指今天所说的大文科类，包括国学、史学等，下同）的认知，概括地说他们有“西学比中学难，而理化等‘科学’尤难”的共识〔18〕。也多少基于这一原因，那一时代的几届留学生们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作力最大的师生二辈大多选择的也都是倾向“文学”〔19〕。但时人又认识到于国于民“科学”是必要的，如何是好呢？最佳办法当然是把“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于是，把“科学”从具体的数理化中脱离出来而成为抽象的“方法”、“思想”的论说便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样一来，人们从事“科学”，就可以不必去从事那些于国人较难的数理化的“科学”，只要在自己的所熟悉的学问之中把科学“方法”和“精神”运用上去，也就属于在从事“至尊”的“科学”了。因而，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20〕
罗志田教授认为“趋易避难”是“科学走向原属‘文学’的国学和史学的一个潜在原因”，但我却以为这一“潜在原因”其实倒是最“现实”的、最“显现”的。“趋易避难”如同“趋利避害”一样乃人的生存本性也。无论如何，科学就这样走到国学和史学中来了，稍加“精确”地说，科学是先“进入”国学，后才与史学相结合的〔21〕。从一定的角度看，国学与史学是难以划清界限的，顾颉刚就说：“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22〕但国学显然涵盖着更多超越了近代历史学科所包含的 内容 ，正由于它揽括的内容太多，作为一门学科它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一些学人便从西式的学科分类角度出发不承认国学为“学”，另一些人则担心提倡国学会阻碍国家要“富强”、“图存”的目标，便把研究国学视为“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陈独秀语），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便有大问题了，大约到北伐战争后，风靡一时的“国学热”便走向衰落了。但与国学纠缠密切的史学却由于其学科性强等原因，从国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极有生命力的学科。1926年顾颉刚《古史辨》的出版与风行，标志着中国学界的关注重心已从“国故”转到“国史”。随着这一变迁，科学的实践重心也就由国学转移到史学，就这样科学的马克思理论也就与史学相结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