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
2016-03-05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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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自1996年10月17日被发现，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自1996年10月17日被发现，到现在已经七年了。这七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这批吴简来说，却经历了新闻报道、内容披露、探讨开始、资料公布、研究深入等若干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一些热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作为20世纪之末、21世纪之初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对其进行回顾，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早期探讨 走马楼三国吴简被发现后，新闻媒体最早报道其事，是1996年12月15日的《长沙晚报》[1]。之后，国内外报刊、电台、电视台竞相采访、报导，成为岁末年初的一个热点[2]。而作为专家介绍，国内则始于胡平生、宋少华联名撰写的《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3]，日本则始于市来弘志撰写的《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牍について》[4]。前文首次披露了1枚木牍（即《录事掾潘琬白为考实吏许迪割用余米事》）和5枚木简（均属“嘉禾吏民田家莂”）的图版，还披露了“长沙安平史陈沫再拜”等简牍的释文；后文根据国内的报导和介绍，对这些新材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评述。国内外学术界得以管窥吴简面目，可以说以此为滥觞。不久，胡平生、宋少华又在本文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简牍的释文，撰写了《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在大陆、台湾、日本同时发表[5]，使吴简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其间，胡平生还用自问自答的形式，个人撰写《细说长沙走马楼简牍》一文[6]，对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这批简牍的出土、数量、意义及保护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胡平生的研究领域是文献而非历史，研究断代是先秦两汉而非魏晋南北朝，也埋下了日后争鸣的种子[7]。
在此之后，吴简的内容通过不同渠道继续得到披露[8]。其中，李长林的《长沙孙吴简牍考古大发现》[9]，宋少华、何旭红的《嘉禾一井传千古》[10]，以及宋少华个人的《大音希声》[11]、《本世纪末的惊人发现》[12]，还有刘正成的《钟繇与长沙吴简说》[13]，分别从介绍发掘经过和介绍书法价值的角度，披露了很多极为重要的简牍的图版和释文，促进了吴简研究的开展。虽然，作为专家研究，方北辰的《孙吴“旱丘男子”木简文献价值补说》[14]、陈先枢的《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文献价值》[15]，已经开了先声。但作为直接参与吴简整理的专家研究，则仍始于胡平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16]，以及与之意见相左的王素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17]。前文对吴简中的三枚木牍进行了考证及解说，分别定名为《考实文书》、《举荐版》、《案查文书》；后文则对这三枚木牍进行了新的探讨，分别重新定名为《录事掾潘琬白为考实吏许迪割用余米事》、《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私学文书》、《劝农掾番琬白为吏陈晶举番倚为私学事》。此后，胡平生又撰写了《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三篇进行答辩[18]，王素也回应了三篇文章对“札记”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申说[19]。这场争鸣是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不仅受到各方关注，也进一步扩大了吴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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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禾吏民田家莂》出版之前，吴简内容的最大的一次披露，是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20]和王素、宋少华、罗新应整理组要求联名撰写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21]及其姊妹篇《新出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简介》[22]。其中，“新收获”一文，主要介绍1998年5月～1999年5月王素、罗新等在长沙整理的竹简的内容。此前，有关文章披露的主要都是吴简中的木牍和木简（即“嘉禾吏民田家莂”）的内容，至此，吴简中的竹简的内容也为学术界所知了。“发掘简报”和“新收获”的发表，不仅使吴简研究向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而且使吴简研究由整理组扩大到了学术界。侯旭东发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补正》[23]，对吴简中部分疑难字词的释文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敏发表的《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24]，对整个吴简的定名，以及其中竹简的纪年与所涉及的口钱、算赋、户调制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