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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意识与民族叙事伦理(二)(1)

2016-03-03 01:06 二、从现代性焦虑到“中国经验”意识的复活　　汪政：在如何对待外国文学，在如何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上，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思维的与理论的模式，比如习惯于在二元的或多元的“关系”中思考。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些关系中超越出来，去关注事情的一极，比如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中国文学与中国经验的疏离从中国新文学发生时就已经开始，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况显得更为突出，以至出现了所谓伪现代派的说法，意思就是一些写作者看上去是在表达当下的中国，但是，从形式、观念到故事，都是非中国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很现代派，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他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现代化”，只是在拷贝、传递别人的思想，并且按照别人的故事模式来想象中国的情形，使别人故事中国化，那还有什么意义？特别是这一切不但不是本土所生，而且没有在本土落地，甚至本土就缺乏它们生长的土壤，那不是“伪”又是什么？这种大问题有时其实是很具体的，比如经验的可靠，经验的确证，我们现在有多少文学描写是经得起生活与细节的检验的？　　张光芒：应该说，我们的文学追求不能拘囿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而应当是社会现实、当下体验、当下意识与一切既有文化的对话。的确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有些人来说，一谈到文化建设或者文学发展总是自然地将其与中/西文化之争或者全球化/本土化之争加以等同，这已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思想惯性。其实，对于身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来说，尤其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他者”，甚至对于“七○后”、“八○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似乎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事实是，现实生活中情感的与理性的矛盾、直接的社会经验和感受，并非来自于中西之争，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选择，而是更为内在的和切实的生命感受，是其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　　汪政：昨天刘士林对我说起一次文化问题讨论会上一位作家说到白领的生活，当时就受到了质疑，因为他不了解白领的真正生活方式，他总是以地位与经济收入去想当然地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对他们的处境、心理所知甚微，更忽视了他们消费生活的本质。我所说的中国经验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反映，二是创造。前者不用说，但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叙事勇气与叙事伦理，正是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使中国的百年历史一直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形成了令人震惊的民族集体失忆。我们的作家首先要为此承担责任，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道德问题，文学也是如此，不要只将眼睛盯在美学上，所以对中国文学来说，一个非常急迫的事情就是构建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其中的核心我以为就是回到鲁迅。第二就是创造，如果将文学仅仅理解为对当下现实的反映，或认为只有反映了当下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都是不对的，文学更应该是对现实的反动、撕裂、突围与超越，应该为他人提供此前未有的文学经验，从深层揭示张光芒刚才所说的那种“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这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生命力与想象力的确证。宗教、哲学等到了最高的境界都面对绝对，面对无限，面对自由，是对有限与实存的经验的否定与超越，文学也应该如此。　　何平：汪政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对作家的观察容易陷入一种题材决定论的怪圈。我曾经在谈论现时代诗歌的时候举过沈浩波的例子。关于“底层”和“草根”，沈浩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要思考的是，是不是他写《朋友妻》、《挂牌女郎》、《做爱与失语症》就低级趣味，而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是夫》、写《文楼村纪事》就脱离了低级趣味？我们在欢呼一个草根、底层写作时代来临的时候，是不是又在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假借“人民”、“现实关怀”这些大词谋取自己私利？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警惕。“人民”不是诗人的一声叹息和一声撒娇就能说清楚的！草根不草根底层不底层，我以为既要看诗人的“上半身”也要看他的“下半身”，既要看他的温度也要看他的硬度。所以，不管沈浩波怎样回避“下半身”的“上半身”，我还是在他的下半身的性快感里读到上半身的清楚明白，不信的话可以去读他的《关于卫慧》。所以，“下半身”在“下半身”写作的时候还蛮有荣辱观和羞耻心的。而写《文楼村纪事》这些诗的时候同样他“下半身”对世界有着更质感肉感的介入。“底层”不能止于想象，止于想象的“底层”，不过是传统悯农诗的现代版，而且，我看现时代有的诗人连悯农的层次都很难达到，在他们的笔下所谓的底层不过是在城市楼头的精神自慰。因此，从经验到文学和审美表达这条道路应该成为鉴别一个作家的真伪的一个重要指标。贺仲明：汪政讲的新文学初与中国经验的疏离可能对后来文学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疏离有其难以解决的困境，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现在情况应该有了很大的不一样，作家在精神主体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盲目追随西方的文化心态可能是最关键的。尤其是最近二十年，西方的各种后现代文化思潮都进入中国，被很多人实践。其实，这些理论有很多是处在先锋实验阶段，很难说是成熟的，更不用说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语境。刚才何平讲到身体写作问题，它是有西方的哲学为支撑，有文化的反抗意味存在。但是，这种哲学的意义只是在相对层面上才具有，文明对身体的压抑有其封闭的地方，但是，身体的完全解放走到极端就丧失了人的文化性，人成了动物而不再是人。我们许多作家和学者只是抄袭了其简单层面的意思，根本不考虑中国的现实语境，不考虑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就只能是一种照搬，做一个“文化运输工”。　　何言宏：汪政说的应该构建现代民族叙事伦理，我觉得非常精辟，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汪政还说，构建现代民族叙事伦理的核心，应该是回到鲁迅，我也非常同意这一点。我参加今天对话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汪政说的这个问题了。这也许是我们反思现代中国文学，审理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思考基点。　　张光芒：我同意言宏的观点，民族叙事伦理的确是审理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思考基点。而且我认为，要建构民族叙事伦理，首先应该对现代自由叙事伦理进行正本清源。在此基础上，再对如何建构进行深入探讨。实际上我对叙事伦理这样一个新的考察视角很感兴趣，最近也在做这样一个工作，试图以之对当前中国叙事的审美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审美异化进行把握与透视。从根本上说，以“关注个体生活深渊”为己任的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这就与只关注“生命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根据”的传统“理性伦理”（刘小枫语）构成反驳。不过长期以来，国家、历史、道德等等宏大叙事对个体生命叙事造成了遮蔽。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先锋文学”和向内转为标志，文学向个人体验表达、个体欲望诉说等微观叙事转型。然而，随着文学时代的沉淀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在全球性消费大潮、自恋主义文化思潮以及后现代理论思潮的联手侵袭下，并未带来文学的纵深性发展，而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发生了种种异变，当前文坛的种种怪现状都与之有关。从自由到自恋的异化与“公共领域”的渐渐死亡密切相关，对西方后现代虚无主义思潮密切相关。这也正是西方文化侵入的一种叙事表征。在启蒙还远未得到开展的当前，如何拓宽越来越窄化、虚化的所谓“自由”视野，建构民族叙事伦理，可谓势在必行。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中国大学排名
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