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1)
2016-03-0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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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
[摘要]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关键词]尊经书院；近代蜀学；张之洞；王闿运 四川尊经书院的创建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过去对近代蜀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杨锐、廖平、宋育仁等少数知名人物的生平、学说上，而忽略了造就这些人物的一个特殊机缘——尊经书院。尊经书院这一前提的缺失，往往使近代蜀学的研究变成了对某氏之学的分析和解读。虽然，这样的研究并非毫无价值，但是，如果要试图把握近代蜀学的特质，这种过分偏重于某氏之学的研究进路，很可能在出发点上就已经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对蜀学两大学术传统的混淆不清。这两大传统，一个是官学传统，一个是家学传统。某氏蜀学的语境最初是在家学传统中产生的，例如，《宋元学案》列有《苏氏蜀学略》，此后，明代的杨氏、清代的费氏、民国的刘氏等等，都是以家学的面貌出现在蜀学史上。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近代蜀学并不是在这种家学传统中孕育产生的，它承继的是一个比宋代以来的家学传统更为悠久的传统——汉代的官学传统，相传这一传统才是蜀学诞生的历史本源。以尊经书院为代表的近代蜀学，在学统上认同的是官学，而非家学，这一点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尊经书院初名“受经书院”，取自《华阳国志》文翁“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这句话，后因“有人议及受经须在京师，外省不可用受经字样”，始改为“尊经书院”。又如，尊经书院大门匾额所书“石室重开”，都直接反映出其上承文翁遗教、振兴西京之学的办学宗旨。此外，尊经书院刊刻的《蜀学编》(又名《蜀贤事略》)在建构蜀学学统的谱系时，也将西汉蜀守文翁派往长安受七经的张叔文(张宽)列于第一，奉为蜀学不祧之宗。这表面上是尊崇张宽，而实质上却是表彰文翁兴学，而文翁所兴之“学”就是传授儒家经典的学校。今天，我们把近代蜀学的学脉和统绪归入官学传统，既是对过去脱离尊经书院谈蜀学的错误视角的纠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蜀学的基本特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从尊经书院出发，近代蜀学兴起的许多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而本文撰写的缘起和旨趣也正在于此。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一 尊经书院的创建
四川尊经书院始创于同治十三年(1874)。这一年，历时近十五年、波及十八省的太平天国战乱已结束整整十年。按照儒家传统的治国方略，“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大乱之后的大治，兴办教育是当务之急。另外，这一时期，以卫道自任的湘军集团在军事上的全面胜利，起到了保护和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为接下来的学术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从宏观的角度说，尊经书院就是创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的，关于这个时代的研究资料汗牛充栋、层出不穷，无须本文赘述。这里只着重探讨尊经书院创建的直接原因，以及张之洞在其中的重要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指出：“清代中后期，省级书院又有新的发展，除原来省会书院之外，在很多省会城市又增设了一些在全省或两省范围之内招生的省级书院。……这批新兴的省级书院和雍、乾时期的会城书院相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们的主流或如诂经精舍、味经书院，其创建的目的是以经史实学去救书院堕落为科举附庸的流弊，意在返回传统，推古求新，重振书院事业。”尊经书院即属于这类新兴的省级书院。蜀督丁宝桢在论尊经书院创建缘起时说：“尊经书院之设，盖有见于当时之读书者自初入塾时，率皆人执一经，至老而卒，无只字之获解，有志者悯焉。因特立一院，以为攻经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