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1)(2)
2016-03-01 01:01
导读：在此之前，四川仅有一座省级书院——锦江书院。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内容落伍，与当时的学术潮流严重脱节。锦江书院院长伍肇龄曾说过：“国朝初
在此之前，四川仅有一座省级书院——锦江书院。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内容落伍，与当时的学术潮流严重脱节。锦江书院院长伍肇龄曾说过：“国朝初建锦江书院，大抵惟科举是务，虽曰习经，涉猎而已，未有专业教者，即欲以古学倡，其如规模之未具何?”因此，重新创建一所“以通经学古课蜀士”的省级书院就势在必行。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奉旨简放四川学政。次年四月，“兴文薛侍郎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学政，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另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省城旧有锦江书院，造就不广，与督部吴勤惠公(棠)商建尊经书院，刻期兴工。”所谓“造就不广”，即指锦江书院没有培养出多少有成就的人才。这应该视为当时创办尊经书院的一个初衷，而且是在张之洞入川以前，就在川内人士间形成的一个共识。但为什么会迟至张之洞入川以后，才得以实施呢?从现存的一些史料来看，吴棠对书院的政策主要是经济上扶持，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内容落伍、人才造就不广的问题，一切的关键还在于究竟该办一座什么样的书院才能实现“绍先哲，起蜀学”的目的。
这个关键问题最终是由张之洞来解决的。川督赵尔巽《已故大学士兴学育材成效卓著，请宣付史馆折》引用川籍绅士伍肇龄等人的话，这样评价张之洞的成绩：
自同治初年(按：“初”应作“末”)，该大学士(张之洞)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士风始为一变。旋奉命提督四川学政，则会商前督臣吴棠，奏设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材生肆(按：“肆”为“肄”之误)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庋藏之，藉供生徒浏览。并开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自是比户横经，远近景慕，蜀中乃彬彬多文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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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精要概括了张之洞为尊经书院作出的五大贡献：会商总督、延聘名儒、手订章程、扩大庋藏、开设书局。下面分而论之：
1．会商总督
清代省级书院一般置于总督或巡抚直接控制之下，要创办一所新的省级书院也不可能破例。所以，尊经书院的创建必须先与川督吴棠协商，再由吴棠直接奏请朝廷批准。张之洞在这方面显然具有前几任学政所没有的丰富经验。早在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就已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据《张文襄公年谱》：“湖北原有江汉书院，因旧制不足以容多士，早时李文忠公鸿章，以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因商之文忠，别建精舍，名曰经心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不过是湖北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地点由湖北武昌变成了四川成都，会商的总督由李鸿章变成了吴棠。此事如果别人遇上或许会不知所措，但对于张之洞来说，却是有迹可循、驾轻就熟。
2．延聘名儒
何一民先生曾撰文谈及选聘山长对于尊经书院的重要性：“书院的山长于书院的声望和发展关系极大，故选聘山长十分重要。尊经书院之所以能声名大噪，与历任山长有很大关系。”其实山长的人选不仅关系到尊经书院的声誉，更重要的是还会决定将来蜀学发展的基本风格和走向，所以事关重大。按照清制，省级书院的山长由督抚亲自出面聘请，但在背后拟定人选名单的实际上是张之洞。据考，尊经书院创建之初，曾向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王闿运等学术巨擘和文化名流发出过邀请，真可谓集一时之选。虽然，这些学者最后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受聘。但是，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多方罗致名师的功劳不可埋没。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延聘张文虎，张文虎的《舒艺室诗存》记载了这件事，诗题为《蜀省新建尊经书院，制军吴公(棠)奏开书局，以张香涛学使(之洞)言，介李制军(宗羲)书来欲属予此席，辞之而副以诗》。此外，李慈铭、王闿运皆为同治十年(1871)张之洞寓京时诗酒唱和的老朋友，延聘他们也极有可能与张之洞有关。而王闿运后来受聘入川，开创了近代蜀学的一番新局面、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张之洞当初推荐所埋下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