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1)(4)
2016-03-01 01:01
导读：二 尊经书院学风的形成 按照张之洞等人对尊经书院的设计，大约是想模仿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学制，为四川培养出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学术倾向上是
二 尊经书院学风的形成
按照张之洞等人对尊经书院的设计，大约是想模仿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学制，为四川培养出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学术倾向上是偏重朴学的。这种倾向从尊经书院最初邀请的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等人皆为江浙一带的朴学大师，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些大师都没有接受邀请，最后只好选择薛焕为山长。按照清代的惯例，“督抚聘请名师为山长，其资格为大儒或本省还籍一二三品之巨官。”薛焕是个在籍侍郎，而非大儒，他是以正二品巨官的身份出任山长的，在学术上并无建树。真正影响书院学风的是两位主讲：钱保塘、钱保宣。二钱都是浙江人，据说，光绪四年(1878)冬，“学政谭宗浚集尊经诸生三年以来课艺及下车观风超等卷，刊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可见，在尊经书院初期，江浙派学风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王闿运掌教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学术上从江浙派一变而为湖湘派，这是尊经书院学风的一次重要转向。过去，研究者大都将其简单归因于受王闿运的影响，而忽视了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试问，《蜀秀集》刊成，为何会有“识者称为江浙派”?如果了解一下当时那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句话是有弦外之音的。此处的“江浙派”，表面上固然可以理解为学术上的江浙派，但其深意恐怕是暗指政治上的江浙派。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到了光绪二年(1876)，这个案子已经发展演变为朝中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牵涉甚广，“其中有科名门地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而四川总督丁宝桢恰好就是这场斗争中的风云人物，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成为两湖籍官员的首领，同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势力抗衡。在这种形势下，浙江籍的二钱在四川被指为“江浙派”，指认的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此后，二钱在四川官场和学界遭到排挤，而尊经书院的学风也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实施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湖南人王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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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受到总督丁宝桢极高的礼遇，入院后，“樨公来，设拜执礼甚谦，近今大吏所难也。”王闿运感于丁宝桢的殷情和蜀中士习的驯善，于是舍己芸人，以成蜀学，前后凡七年。在这七年中，王闿运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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