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对抗性公共空间·批判的知识分子(1)
2016-03-01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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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趣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
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趣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兴趣部分来自人文科学研究者对于自己原先从事的学科状况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集中在由于人文学科日益学科化导致的对于公共性社会文化问题的参与能力的日益萎缩，以及这种学科化的人文科学学术体制对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挤压。众所周知，人文学科在90年代参与社会公共问题讨论的能力较之80年代急剧下降（80年代人文科学的源头活水来自它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在众多的因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文学理论的日益学科化以及由之而导致的与社会现实及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分离。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理论）失去了它在80年代的参与能力，它或者躲进学院变成"象牙塔"（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学问"，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参与重大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或者汇入了大众读物的汪洋大海，参与众声喧哗的无聊合唱，蜕变为叫卖式批评（1）。重建人文科学（对我来说尤其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
1、 学科化与文化科学诸领域的分离
在西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由于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批判功能的丧失。当然，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只是在西方，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而西方知识界也更早、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亨利·吉罗克斯（Henry Giroux）、大卫·萨姆韦（David Shumway）、保罗·思密斯（Paul Smith）以及詹姆斯·索斯诺斯基（James Sosnoski）等人在其合作的长篇论文《需要文化研究：抵抗的知识分子与对抗性公共领域》（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中指出：在北美的大学中，对于文化的研究因专门化而变得支离破碎，它被纳入孤立的、相互隔离的系科（2），并因此而生产出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压制批判性的思想。人文科学的理性化的结果是对于特定而狭隘的学科"领土"完整的一味守护，它通过把统治性文化的批判者们加以隔离的方法，极大地帮助了统治性文化的再生产。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蜕变为相互隔离的"专家"，他们在"学术自由"的旗帜（所谓"专家们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下把自己捆绑在限制他们的批判权利的学科话语藩篱中。（3）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我们可以看到，学科分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
（1）、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叫卖式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常常以激进的姿态出现，或抓住一些所谓文化名人的隐私或文字大加讨伐，或在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姿态背后隐藏着迎合的阴暗心理，其共同的特点则是在制造虚假的公共问题与知识分子批判话语。
（2）、（3）、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 theory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1995. 第647页。
历史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之间产生严重隔阂。这些学科中的学者丧失了就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其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能力。比如，西方传统大学体制内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在一个封闭的学科框架中进行的，这一框架在对一个社会的研究与对一部小说的研究之间设立了几乎是不可跨越的边界。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未有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学科分化与知识分子的专家化，还导致专家（比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就专家必须通过与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公众的区别来界定自己而言，专业化使知识分子脱离了其他的公共领域。批判因此而成为不可能的，而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机制倒是大行其道。"（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