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1)(2)
2016-03-22 01:28
导读：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还在于他创立了“新文体”这种雅俗共赏的、能够适应内容需要的新形式。就文学本身的变革和发展来说，这一点有
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还在于他创立了“新文体”这种雅俗共赏的、能够适应内容需要的新形式。就文学本身的变革和发展来说，这一点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由于梁氏薪文体的推广和普及，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文风。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说：“那时海外的华侨、
留学生，国内学堂里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作他这派文章。他们用这种文章向当道上书，向报馆投稿，来谈洋务，谈政治。”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说：“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成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郑振铎更说：梁启超的散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文体改革的先导。”吴其昌亦说：“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二、诗歌的革新 近代诗歌的革新肇始于龚自珍，张大于黄遵宪，定鼎于梁启超。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喊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他要求打破旧传统的桎梏，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要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又“不失乎为我之诗”的作品。这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文学改革的意味了。但那时候，黄遵宪还是孤军奋战，未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新派诗运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诗界革命”作为一个运动，策源于北京菜市口附近相邻的三条小胡同——1895年秋冬间，夏曾佑住在贾家胡同，梁启超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馆，谭嗣同来京住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谈新学，作新诗。不过起初的所谓新诗，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直至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对这一段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的新主张，诗界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在《清议报》上开辟《诗文辞随录》，发表新派诗，后来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标榜新派诗人，把诗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特别是《饮冰室诗话》，宣扬“诗歌首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提倡用诗歌“改造国民之品质”，主张革命首先当革其精神。引进《诗话》的作品，或者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或者反映时事、攻击时弊，或者表彰爱国御悔的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牺牲的壮志，或者表现崇高的人格、雄伟的气魄，或者表述进化论的
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生活中的新事物。这些都是旧文学中没有或罕见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武库中的东西。在总的倾向上表现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精神风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加上梁启超的推荐评许，形成了——至少是推进了——包括南社在内的“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的诗歌新潮流。在形式革新方面，梁启超提倡“新语句”，甚至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人诗，提倡通俗化，“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人诗”，提倡史诗式的磅礴气势和宏伟规模，主张“诗不一体”，“惟作者所欲，极自由之乐”，提倡诗歌和
音乐相结合等等，对近代诗风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过渡作了精神上的准备。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