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1)
2016-03-22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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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不仅是晚清文学革命的理论鼓吹者，而且是这场文学革命
梁启超不仅是晚清文学革命的理论鼓吹者，而且是这场文学革命的卓有成效的实践者和组织者。理论指导了实践，实践又验证和丰富了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给当时社会及文坛以广泛的影响，使晚清文学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拟重点引述前人论说，以为历史之见证。
晚清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梁启超的贡献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散文的解放 甲午战争以后，新派学者竞相著述，一般地说，他们使用的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古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都以自己的实践，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文的风貌。至少也使古文由无用变为有用，由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变为宣传维新，鼓动革命的工具，由束缚思想的枷锁变为传播新思想的利器，为文体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就连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纾，实际上也打破了桐城派的樊篱。但比较起来，坚持文体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当首推梁启超。他的学生吴其昌在《梁启超》一书中说：“当时一班青年文豪，各自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一文如此耳!”这里对各家的评论未必尽是，但从整体上看，我以为这个比较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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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首先是因为它有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内容。从《时务报》起，他就选取国人所密切关心的题材，为救亡图强、变法维新而锥心泣血，奔走呼号。一部《变法通议》，在今天看来简直平庸极了，三尺童子亦知其必难成功。但当时人却认为“于中国贫弱窳败之故，洞究原本，俾圜颅方趾之伦，昭然发其蒙蓓，微管之望，中外翘仰”。[1]报上所论，国人目为“新说”，因此“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趣之，如饮狂泉”。[2]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不仅“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而且以“救国”、“新民”为己任，以饱含情感之笔，写大有魔力之文。在他公开与革命派论战之前，他的散文到处洋溢着“爱国爱群爱真理”的信念和热情，讨论国人关注的时政问题，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知识。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集中于笔端，或为祖国的危难而呼号，或为清廷的腐败而切齿，或为社会的黑暗而愤惋，或为民气之不振而痛心……在他的认识范围之内，他对旧事物的抨击不遗余力，对新思想的追求热烈执著。他反对那种悲观丧气和无所作为的论调，主张“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反对不负责任的旁观态度，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深信中国不仅不会亡国，而且将经由“过渡时代”，由“老大帝国”而变为“少年中国”。他号召人们为争取这个美好的前途而英勇奋斗。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那个时代的时代潮流，有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受到爱国人士，特别是有志青年的热烈欢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赞扬他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这里虽不乏同道之间的标榜之意，但也并非无中生有的阿谀之辞。后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说：“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魇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这里虽有为攻击而夸大之嫌，但也并非捕风捉影的诬妄之语。直至30年代以后，郭沫若云：”20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郑振铎云：“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同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小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4]缪凤林亦云：“其生平与著作关系最密……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虽其主张开明专制、拥护清帝，言立宪而不言民主’，言
政治革命而不言种族革命，与国民党为政敌，其言论之攻击国民党者，无所不用其极；然《时务》、《清议》、《新民》诸报之出世，皆在《苏报》、《民报》之先，梁氏固不愧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即后此民族民权之说风靡全国，亦以梁氏温和之理论与夫暴露满廷之失政及维新之绝望，为间接之动力。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更不待论。”[5]以上诸论，非臆想之说，泛泛之言，论者皆亲历其境，我们当作文献及证词读之可也。试一翻检中国历代文学史，在梁启超之前，可曾有过某个作家的文章包含如此广博的内容、新颖的思想，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