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与《文心雕龙》比较研究(1)(3)
2016-04-08 01:04
导读：艺术构思完成以后，便进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3](P171)的阶段，即艺术表现和传达的阶段。作者当然希望把构思的成果全部传达出来，所谓“抱景者咸
艺术构思完成以后，便进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3](P171)的阶段，即艺术表现和传达的阶段。作者当然希望把构思的成果全部传达出来，所谓“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3](P171)；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竭尽全力，所谓“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3](P171)，等等。然而，艺术表现的过程乃是相当艰难的；或成功或失败，得失并非总是尽如人意。所谓“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3](P171)，既指出艺术表现和传达之难，又体现出其所以难的原因：即艺术表现之难在于须将超时空的艺术构思的结果传达出来。艺术构思时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3](P170)，而要用文字将其表达出来，显然是极为困难的；所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矛盾，这其实正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3](P170)之原因。但陆机始终着眼于“能之难”，所以他重在描绘艺术传达时的种种难易之形：“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 [3](P171)，是说文字表达的开始阶段总是颇为艰涩的，而历经艰难以后终有文思畅通之时；“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3](P171)，便是文思通畅而表现顺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当然沉浸在一种创作的激动中，所谓“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3](P171)，真正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至于“思涉乐其必美，方言哀而已叹”[3](P171)。
文章的写作是艰难的，但又是快乐的；《文赋》乃文章之赞歌，其根本的着眼点当然是为文之乐。所以，在上述描绘之后，陆机说：“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3](P171)这种文章“可乐”的观点确是前所未有的，是为艺术而艺术时代的理论象征之一。文章写作之乐，在于“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3](P171)，即将无形化为有形，将丰富生动的大千世界纳诸尺素之内，将上下古今的绵绵之思发于书简之中。成功的创作，“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3](P171)，内容上寓意深广而开掘不尽；“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3](P171)，文辞上则丰富多彩而光华绚烂；“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3](P171)，终至写出一篇文采飞扬的作品，而为文坛增添一朵奇葩。从创作冲动的产生至一篇作品的成功诞生，陆机的描绘是相当简洁而概括的，又是极为生动而贴近创作实际的。其中所表现出的关于文章写作的一些重要理论，可以说都为《文心雕龙》所借鉴、吸收并发挥。如四时景物之变换对作家的感召、艺术构思的种种特点、艺术表现之特点，等等，在《明诗》、《神思》、《物色》等篇，刘勰都在陆机所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论证。所谓“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1](P278)，在这里表现得是最为明显的。但即使如此，刘勰之所“本”仍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所谓“昌论”，其发挥和铺展自不必说，其多方论证更与陆机的描述有着本质的不同。如陆机对创作过程中文思之通塞的问题曾表现出困惑和不解，其云：“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行，行犹响起。……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3](P174)也就是说，作家心灵与外物的感应以及由此而来的文思的通塞，具有行踪不定、来去难以把握的特点。作者有时殚精竭虑反而徒增许多遗憾，有时率意而为反倒颇为顺利，让人感到文章虽由自己写，却又并非自己的意愿所能左右。陆机坦承，自己搞不清文思通塞的原因之所在。对此，刘勰在《神思》篇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回答。他指出，艺术构思的特点是“神与物游”[2](P493)，因此要解决文思通塞问题，首先就必须从“神”与“物”两方面进行考察。他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2](P493)精神蕴藏于内心，情志、血气是统帅它的“关键”；物象诉诸人的耳目，语言是表现它的“枢机”。所以，要解决“神”与“物”的问题，就要抓住其“关键”和“枢机”，所谓“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2](P493)。为此，刘勰要求作家进入艺术构思过程，首先必须有一个清澈澄明、沉静专一的心境，给“神与物游”一个广阔的空间，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2](P493)。同时，要从根本上解决文思之通塞问题，亦即解决“志气”、“辞令”的问题，则需要艺术构思前的充分准备，这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了。这种准备，刘勰从四个方面予以概括：“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2](P493)可以说，刘勰并未找出解决文思通塞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这四个方面确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文章写作同样存在“通塞”的问题。所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2](P494)，何以如此？刘勰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2](P494)艺术意象和语言表现之间确乎存在着矛盾，但刘勰并不认为这一矛盾总是无法统一的。他指出，文意来源于艺术构思，语言则来源于文意，“思—意—言”的这一过程决定了艺术表现必然有“密则无际，疏则千里”的两种情况。但所谓“疏则千里”，却也并非真的就有“千里”之遥。有时事理其实就在心里，却要到处搜求；有时情意其实就在眼前，却又似山水阻隔。这既是对陆机所谓“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3](P174)的进一步申述，更是提醒人们注意其中之理。也就是说，必知其或“密”或“疏”的情形决定于“思—意—言”这一复杂的传递过程，方可解开其中之谜；而一旦抓住这一规律，则就不必冥思苦想而可达到成功，所谓“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2](P494)。当然，无论构思还是传达，除了上述普遍的通塞之理以外，都与作家主体的才能及文章的体制有重要关系。刘勰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2](P494)作家的才能高低不同，写作自然有快有慢；文章的体裁风格不一，成功也就有难易之别。他不仅分析了作家主体之于文思通塞的关系，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那就是“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2](P495)。可以看出，刘勰之于《文赋》，既是有所“本”的，更有着全面的理论升华和超越。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