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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赋》与《文心雕龙》比较研究(1)

2016-04-08 01:04 【内容提要】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指出《文心雕龙》与《文赋》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广泛而复杂的内在联系和重要区别，仍然值得我们予以深究。实际上，《文赋》与《文心雕龙》虽皆不遗余力追求文章之美，从而成为六朝“为艺术而艺术”时代的明证，但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却高下有别，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亦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其根本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就貌同而实异。《文赋》是一首文的赞歌、美的赞歌，《文心雕龙》则是一部文的哲学、文的美学。

【关键词】 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二百多年前，清代著名者章学诚曾指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1](P278)这段话历来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肯定，但刘勰之于陆机何所本，却仍然值得我们予以深究。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也是第一篇完整、系统的文学论文；以“弥纶群言”[2](P727)为己任的《文心雕龙》与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自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文心雕龙》与《文赋》之联系的具体情形，却是相当广泛而颇为复杂的，非一句“本于陆机氏说”所可解决。
一
陆机的《文赋》确曾有意探讨为文之“用心”[3](P170)，以此而论，谓《文心雕龙》与《文赋》有着某种继承关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神思》一篇与《文赋》的关系，更是一脉相承而显然可见的[4](P29)。但是，同是探讨“为文之用心”[2](P725)，刘勰和陆机的着眼点却是大不一样的。陆机所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3](P170)，指的是“放言遣辞，良多变矣”[3](P170)，即作者如何运用语言文辞的问题；他要探讨的是“作文之利害所由” [3](P170)，所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3](P170)，他重视的是如何具体操作的作文之“能”，因而他关心的始终是文学表现的技巧问题，也就是怎样写好一篇文章的问题。刘勰也是“论文”[2](P726)，甚至比陆机更详细地探讨了“作文之利害所由”，但其着眼点和所站的高度却有根本不同。刘勰不仅重视具体操作之“能”，而且同时重视理论认识上的“知”，并以这种哲学性质的“知”作为“能”的根本和出发点。刘勰首先将“文”这种人类文化现象纳入了哲学思索的范畴，而欲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去发现它、考察它、认识它。陆机强调“非知之难”而以为“能之难也”，因而主要论述如何具体操作；刘勰不废“能”的重要性，但以“知”为根本，其区别是显然可见的。《文赋》开篇而谓：“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3](P170)，谈的是具体的创作过程之始；而《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要探讨“文”这种人类文化现象的根本道理是什么，其气魄和胸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如纪昀所评：“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5](P23)其实，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是不多见的。这种思考，也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表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魏晋南北朝确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6](P526)的时代，一个极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在这个充满苦难的时代，文艺不是点缀升平的饰物，有时甚至也不是发幽抒愤的工具，而只是美，文艺的意义就在美本身，文艺就是美，这岂非真正的“为艺术而艺术”？当人们切实发现文艺之美、之乐时，陶醉、沉浸于其中自不必说，甚至谈文论艺的理论本身也必须是美的。不能忽略的是，全文近两千字的《文赋》本身乃是“赋”，是一篇结构讲究、用心安排、精思结撰的文学作品；其用词经过精心推敲，通篇押韵，声辞并美。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明证，是前所未闻的。《文赋》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篇专论创作的文论，但更是一篇“文之赋”，是一首“文”的赞歌、美的赞歌。也许应该这样说，对陆机而言，其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其为文作赋的目的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他更着意于对“文”的歌颂和赞美。《文赋》既是谈文学创作的原理、理论，更是对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加以描述；而文学创作过程本身也正是一个审美的过程、美的创造的过程，因而陆机采取了美的形式（赋）去描绘它。所以，严格地说，《文赋》虽涉及了不少重要理论问题，但它又不是纯粹的理论著作。这既是陆机的初衷，也是《文赋》的实际，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点。这一特点使得《文赋》的理论色彩不浓，这可以说是缺陷；同时优点也相当明显：它最大限度地切近了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形，它不“隔”。陆机用美的形式描述了文学创作这一美的历程，使人切实地看到了美的诞生的真实情形。也正因如此，陆机真正重视的不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而是如何写出一篇美的文章；这一目的和着眼点决定了他要大量探讨文章写作实践中的种种具体情形，大量探讨许多在今天看来属于形式技巧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文赋》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这些特点，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心雕龙》中。如所周知，《文心雕龙》乃是精致的骈文，许多篇章便是出色的文学作品；“文心雕龙”这一精心推敲的书名本身亦足以说明，刘勰正以美的创造为旨归。范文澜先生曾指出：“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7](P418)刘永济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校释》的“前言”中亦指出：“盖论文之作，究与论政、叙事之文有异，必措词典丽，始能相称。然则《文心》一书，即彦和之文学作品矣。”[8](P2)这都是深得彦和用心之论。如前所述，《文赋》的理论起点与《文心雕龙》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深入创作实践内部、展示美的创造过程方面，刘勰同样不遗余力。《文心雕龙》的大量篇幅，都着眼具体的文章写作而论述“形式技巧”问题；以此而论，其与《文赋》亦可谓异曲同工。无论表现形式还是内容特点，我们都不能简单地说《文心雕龙》是受《文赋》的影响；但其理论追求的相同之处，至少表征着所谓“文的自觉”的共同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