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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代诗人王筠(1)(2)

2016-04-09 01:00
　　王筠在大同元年(535)二月二次复起，走过一段较为畅达的仕途之后，于侯景之乱中惨淡谢世。这最后的16年是王筠文学创作的成熟期，但连绵的战火将他的成就永远尘封在久逝的历史之中。王筠先复起为绍陵王纶长史，萧纶三年正月出任江州刺史，王筠方出府迁秘书监，随后历太府卿、度支尚书，数年间已渐近权力中枢。大同七年，这一不断上扬的升迁之旅又遇到了一次挫折，萧介出任侍中，阻断了王筠的入相之路。至再徙为光禄大夫，复迁云骑将军、司徒左长史时，巳至中大同元年(546)。太清三年(549)五月，萧纲即位；六月立长子宣城王大器为太子，以王筠为詹事。太子詹事为东宫职僚之首，任总宫、朝，是王筠一生居官的顶峰，依当时情势，虽有临危受命意味，亦只是备位而已。大宝元年，有盗夜入其宅，王筠因惊惧坠井而卒，终年69岁。晚年的王筠完成了其100卷文集中的40卷，分别编成《太府》、《尚书》二集；但《太府集》10卷已不见于《隋志》，《尚书集》30卷也仅存4篇诗文，其成熟期的文学成就遂不可复睹。
　　
　　二，“一官一集”与诗文辑考
　　
　　文集体例不仅是作品的编排方式，更是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性质与过程的理解与记录方式。王筠对文学史的一大贡献，是确定了以仕历为断限，按任官顺序编定系列文集的体例，即“一官二集”体，依此编成的8部文集，包括《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左佐》、《临海》、《太府》各10卷，及《尚书》30卷。其意义是突破以文体类型为撰集标准的作法，在“一官一集换头衔”的架构下，以任官的时空线索编集作品，在一集之中及各集之间建构起作家的创作编年史，使文集成为一生居官为文之迹的记录，这是文集体例史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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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集编集体例起于梁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别集类叙称：“集始于东汉。……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胱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上举诸集除主筠外，以文体类型为主要编撰方式，或为全集与选集；或为后人补辑，多无编年特征。只有江淹前、后集是各录建元初以前与永明以后诗文而成才有大致的时间区分。因此，主筠按“一官一集”原则编成的8种文集是一个更大的发展，它对创作历程的划分更细致，体现的变化更清晰，自觉意识更强烈，正如宋祁所云：“每官各为一集，独有王筠。由是而观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王筠集更是一部梁代文学编年史，它的散佚不仅是王筠的损失，更是梁代文学研究的损失。“一官成一集，诗学源流正”，这一创举引来历代追随，以对《临海集》的模仿最突出，用所经历或任官地名取代官名为命集之例，使文集的编年纪行特征更鲜明，“一官成一集，尽付古河头”，一生行迹，开卷了然。如《浩然斋雅谈》卷上：“坡翁谓陈师仲曰：‘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合于此体的，唐人有郑谷《云台编》、《宜阳集》二种，《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云台编》提要称其“乃随时裒订，分帙各行者”；宋人仿效最夥，杨亿“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鳌等集，内外制刀笔，共一百九十四卷”皆属此类；杨万里有《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等9种，是仕途迁转记录与诗风变化之迹的结合，即“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变”。范成大也是一个显例，“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后自裒次，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包括《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及《吴船录》等，有“一官一集之传远，尚得垂身后之名”的称誉。徐铉《骑省集》与苏辙《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第三集》，以及陶弼《邕州小集》、陆游《剑南诗稿》、洪皓《鄱阳集》、董嗣果《庐山集》与《英溪集》等皆属此类，沿至明清，足见文人对此体的钟爱。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黄大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