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联期刊对翻译理论的探讨(1)(3)
2016-04-24 01:03
导读：2、关于翻译“信”与“顺”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翻译的论争，历时最久、程度最激烈的当数关于翻译的“信”与“顺”之争，论争的一方以主
2、关于翻译“信”与“顺”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翻译的论争，历时最久、程度最激烈的当数关于翻译的“信”与“顺”之争，论争的一方以主张“宁顺而不信”的赵景深为代表，鲁迅在《北斗》上发表文章归纳出了其派系渊源和理论精义：“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数赵景深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从不同角度对“宁顺而不信”派的翻译理论进行批判的人则构成了论争的另一方，《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新语林》等左联期刊是他们最主要的理论阵地。
早在1929年的文学论争中，梁实秋就挑起过鲁迅的翻译方法问题，在1929年9月出版的《新月》第二卷六、七号合刊中，最后一篇文章是梁实秋写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因为当时鲁迅已经翻译了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说：“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梁实秋就捡出其中的“硬译”大做文章，他认为鲁迅的“硬译”“近于死译”，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1930年3月，左联期刊《萌芽月刊》第3期上发表了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梁实秋作出了回应，他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接着，鲁迅从中
外语法差异的角度阐述了“硬译”与“死译”的区别，表示之所以不像创作那样以流利的笔法进行翻译，乃因为要改变国人的思维习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太精确，这与语法有关，“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是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说就是脑经有些糊涂。”而输入一些新的语法和叙述结构，有利于改善中国人的思维定势。鲁迅还谈到了自己翻译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目的和始终硬译的又一个原因：“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同时还“夹杂着”“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但我自信没有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鲁迅所坚持的“硬译”，正如他自己所言是“没有故意的曲译”的直译，这是一种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对策，但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习惯、文化背景往往大相径庭，这就造成了运用这种方法和对策所翻译出来的作品的语言往往是不加刻意润饰的，并且有时还会无形中将就原文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而没来得及照顾到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这样的翻译作品难免会使一部分读者阅读时有费力的感觉，这正是梁实秋大肆攻击鲁迅“硬译”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来关于翻译的“信”与“顺”的论争的焦点所在。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赵景深是始终坚持“宁顺而不信”的翻译原则的，J·K（瞿秋白）指出这种翻译原则的实质就是“宁可错些不要不顺”。在严复提出“信、达、雅”的三大翻译标准中，赵景深是将“达”放在“第一义”的，他所理解的“达”就是通顺，他认为为了译文的通顺是可以牺牲“信”的，也就是说，只要通顺，译文可以不忠实于原文。赵景深这样表述他的翻译观：“倘若是文学理论，似乎更应该译得使人看得懂。……如果是文艺作品，……他对于作品是注重内容和思想的，也应该以顺与不顺为第一义。……译书本不容易，就一般看来，每每为了顺要稍牺牲信。严复与苏曼殊的译文，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译得顺。……我为了顾及读者，对于翻译没有急进的主张，所以我只能以达为第一义。”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