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联期刊对翻译理论的探讨(1)
2016-04-24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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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直至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界对国外作品的翻译从来是
近代以降直至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界对国外作品的翻译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到了左联时期的30年代，翻译作品却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泛滥的洪水”，曾盛行过“媒婆（翻译）不如处女（创作）”的价值判断，一时间中国文坛似乎出现了“翻译危机”。关于这种危机出现的原因，笔者在关于左联期刊翻译作品研究的文章中已经有过探讨，①在这里，笔者意图从另一角度来论述左联期刊对翻译理论的探讨。
一、从左联期刊本身看其翻译理论探讨的背景
1、翻译之难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难度较高的工作。钱钟书在谈到诗的翻译时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诗是在翻译中所丢失的东西。对处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期刊而言，国内
政治环境的恶劣、国内外文化交流的缺失以及翻译人才的严重匮乏，凡此种种更无不给左联期刊刊登优秀而及时的翻译作品带来了重重困难。山女从政治环境的艰难和翻译人才的匮乏的角度指出了当时的翻译之难：“总而言之，在现实的景况之下，翻译事业的发展已经是那么的艰难。而在中国当前的文化水准以内，仍想吸收一些新鲜的外来文化食粮，没有翻译，就又只好挨饿。环境是那样的艰苦了，而担负这一工作的翻译作家的力量又是那么的薄弱而稀少。”同时也指出当时有的人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翻译，原是一件难事，非有多年的造诣的人，简直不要想去问津。……尤其是一篇文艺作品，它的原文的光彩，风格的优美，是很难保留在第二种的文字里的。若更从第二种移译到第三种、第四种以外的文字，那原文中的优美的作风和格调，便慢慢的要完全丧失以至于走了样子。如果不幸再碰到一些大胆的翻译家，硬要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能力去应付，冒昧从事地乱译了出来，那不只是对不起原作者和读者，而且是葬送翻译界入十八层地域。”②桐华从翻译者自身的技术和修养两方面探讨了翻译是件难事的原因：“……但我以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的翻译——却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为译者技术的条件，外国语的问题；另一个便是译者的教养的条件。……我们要翻译某一种文学作品时，我们不但要懂得那字面的意义，那句法的构造而已，我们还要懂得那作品的内在的精神，那词句的风格，语气，和美丽。换句话说，我们单是弄清楚了文法还不成，根本地，我们还要懂得文学。前者是初步的技术工作，较为容易；后者却是个人的教养所系，时难而又难的。……鲁迅先生的《死魂灵》译得很好，这不只是由于外国语程度好的缘故，最大的原因还在于他对文学的精深的修养与对于果戈理的亲切的了解。”③茅盾则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之难：“而真正精妙的翻译，其艰难实倍于创作。‘处女’固不易得，‘媒婆’亦何尝容易做呀！”茅盾的理由是：第一，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第二，译者须自己具有表达原作风格的一幅笔墨，这一点就是翻译之所以真正不易为。④正因为翻译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有人为当时从事翻译的人提出了以下要求：“……中国文坛所需要的作家，无论成名与否，应该是永远的刻苦用功研究，审慎的创作和翻译……的作家。（对于翻译）我们诚恳地希望：一，外国语程度不够的，还是多读书，少动笔翻译为是；二，如果不是怀着‘拖住一个外国名作家’的念头，应该慎重地翻译，系统地介绍；三，采用分工合作的办法，不要抢译一本书……四，应该严格地批判现在的译品，勿使之滥竽充数！”⑤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能够完全按照这四项标准来对待翻译的翻译家和评论家可谓凤毛麟角。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翻译之多
按理说，翻译的工作既然如此艰难，那么能够出版和发表的翻译作品应该很少才是，但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于中国文坛的翻译作品却是出奇得多，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作家的原创作品出奇得少。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的出现，首先当然要归咎于当时国民党当局严酷的文化统治使得左翼作家动辄触犯“党国法律”，但是更与左翼作家本身对“新生活”的根本隔膜有密切关系。《文艺月报》创刊号上，鲁迅在接受张永年的采访时对自己近来为什么不发表创作作了这样的回答：“不是不发表，是没创作，也不是没创作，是没可创作。旧东西，写出来左右是那么回事，太无聊，新的生活在我们不能进工厂、不能把锄头、不能把枪杆的人们也实在是太不丰富。因此，我抱定主意，与其创作，不如翻译。”其次，左联期刊因为当时文学创作水平低下而更愿意发表翻译作品也是导致翻译作品数量繁多的重要原因，郁达夫分析了这一点：“这一个年头，真是不毛之年，大家都因为被骂得怕了，所以屁也不敢放一个，结果弄得这一期，大半都是翻译，创作只有寥寥的几篇。”⑥左联期刊《文艺研究》则更甚，因为在其创刊号中，仅有的7篇作品全部是翻译。对于这种情况，郁达夫接着分析说：“这一期我觉得不满的地方，就是因为创作太少了一点。既而自慰自地想想，因为粗制滥造，硬写些不相干的肉麻的东西出来，还不如贩卖贩卖外国货来得诚实一点，大约读者诸君对此总也能予以原谅的吧！来稿积压很多，但一一的细读之后，觉得都还赶不上我们译载在前面的几篇外国东西，所以对投稿者诸君是很抱歉的，但也不得已，只能等下期稿子缺乏的时候，再逐次地为诸君发表了。”⑦另外，当时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或那些专靠翻译骗取稿费的人所翻译的作品，也是导致翻译作品增多的重要原因，这些人在当时被斥为“专靠翻译为生活，利用翻译以骗取稿费，认为是几近于卑鄙的商人。”⑧最后，许多人竞相翻译同一部名著也是翻译作品数量增加不可忽视的原因，方芥生说：“譬如这一次我在一个朋友书架上面看到一本雷马克的《西线归来》，就是这种蓬勃的气象之中的一个表现。据朋友说，这书在国内已经有了七种译本！”⑨基于以上四个原因，左联时期的翻译作品才会多到了有如“洪水之患”的程度。实际上，这种多只是数量上的一个幻象，并非翻译事业的真正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