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2)
2016-05-28 01:08
导读：“八杉先生，还记得这本诗集吗？这是约翰尼同草帽一起带到日本来的，说起来这已是他的遗物了，说不定这也是您给他买的呢。后面的诗就请您自己念念
“八杉先生，还记得这本诗集吗？这是约翰尼同草帽一起带到日本来的，说起来这已是他的遗物了，说不定这也是您给他买的呢。后面的诗就请您自己念念吧，多好的一首诗啊。只要躯体里还有血液流淌的人，或者是有儿女的父母，或者是有父母的儿女，谁都会被这感人肺腑的诗而深深打动的。您能不能念啊，要是不能念的话，我帮您念吧。” “——妈妈。我喜欢那草帽。
一阵清风却把它吹跑，
您可知那时那刻我是多么惋惜。
——妈妈，那时对面来了位年轻的采药郎中，
打着玄青的绑腿和手背套。
他不辞辛劳帮我去找，
无奈谷深草高，
他也无法拿到。
——妈妈，您是否真的记得那顶草帽？
那路边盛开的野百合。
想必早该枯萎。
当秋天的灰雾把山岗笼罩。
草帽下也许每晚都有蟋蟀歌唱？
——妈妈，我想今宵肯定会像这儿一样。
那条幽谷也飞雪飘摇。
我那只闪亮的意大利草帽
和我写在背面的名字。
将要静静地、凄凉地被积雪埋掉……” 八杉恭子的嘴唇“徽微地哆嗦，面色越发苍白”，终于发出了呜咽。她终于招供：“我，我每时每刻都没忘记那个儿子啊。”八杉恭子失去了一切，他的地位、丈夫和孩子，但小说中写道：“不过，她在丧失了一切之后，仍保留下了一件珍贵的东西，而这只有一位刑警明白，那就是人性。”如前所述，小说《人性的证明》与电影《人证》在中国面世的七十年代末，正是新时期为“人性论”，人道主义申诉的当口。1949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人性”一直被看成是可怕的东西，主流话语强调的是“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结果酝成了文革的惨祸，由此人道主义才成了新时期初首当其冲的话题。森村诚一这部小说通过八杉恭子这样的十恶不赦的人的良心发现，证明了人性的存在，这无疑契合了中国新时期的追求人性、人道主义的潮流。 雨果的《九三年》之所以在新时期获得得巨大反响，正是因为这部小说描写了共和国的凶恶敌人朗德纳克侯爵在被捕前从大火里救了三个儿童，从而显示了“魔鬼身上的上帝”，宣扬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张笑天的小说《离离原上草》也正通过杜玉凤与苏岩、申公秋的遭遇，试图揭示不同的阶级队伍中的人具有共同的性。与雨果等古典小说相比，日本当代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显然更为可读，并且，它又通过电影这一大众媒介进行了传播，它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栋居的经历，颇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栋居因为自从母亲出走、父亲被杀等特殊经历，丧失了对于人性的信心，“栋居很不相信人类，取而代之的是憎恨。人这种动物，无论是谁，如果追究到底，都可以还原为“丑恶”这个元素。无论戴着多么高尚的道德家、德高望重的圣人的面具，夸夸其谈什么友情和自我牺牲，在其心中的某个角落里都隐藏着明哲保身的如意算盘。 ”他之所当警察，目的是为了报复人类，他对于八杉恭子一案的买命侦破的背后，是他自己被母亲遗弃的背景。然而，他在“睹人性”的时候，还是获胜了，八杉恭子证明了人性的存在，“是八杉恭子为了证明自己还有人性，才丧失一切的。栋居在八杉恭子供认后，知道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并为之愕然。他从不相信人，而且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但是，他在无法获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同八杉恭子进行较量时，却赌她的人性。栋居的这种做法，则正说明他心底里还是依然相信人的。”栋居的这一经历，与饱受文革之苦从而丧失了对于人的信心的国人有相类之处。赵振开（北岛）《波动》中的女主人公肖凌父母先后死于文革红卫兵之后，自己又被隔离专政和下放，这种遭遇使她对于一切都不再信任，愤激地否定一切。肖凌的遭遇在文革后的中国颇有代表性。但国人终于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忠诚，在新时期“归来者”——五十年代被打右派，新时期复出的作家如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的歌中，为祖国母亲殉难是一种基调。他们在过去蒙受了巨大的冤屈，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但他们含垢忍辱，无怨无悔。王蒙的小说《布礼》中的钟亦成年轻时被开除出党，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二十多年间经历了痛苦的折磨，但他对于党始终忠诚不渝，他甚至认为：“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在他们看来，母亲再委曲自己，仍然还是母亲，不能背叛，这一观念在丛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小说的的范汉儒说：“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这正像《人性的证明》中约翰尼对于八杉恭子的至死不渝。约翰尼想不到他的热爱的母亲会刺杀他，在那刀尖浅浅地刺进他胸口时，约翰尼忽然醒悟了，他对八杉恭子说：‘妈妈，我是你的累赘吧？……’为让妈妈卸去累翰，约翰尼抓住刺到一半刀柄，猛劲深深地捅了进去，并叫妈妈快逃：‘妈妈，在你逃到安全地方前，我是绝对不会死去的，快跑啊！’在最后时刻，他还在还想着保护自己的妈妈。他挣扎地走向皇家饭店，“在他最后绝望的瞳孔中模模糊糊地映出了一顶草帽，那是顶由华丽的彩灯镶嵌的、漂浮在夜空中的草帽。”他仍然相信母亲，以为母亲在那儿等着自己，他的身后流下了斑斑血迹。在经过了文革的国人看来，《人性的证明》中约翰尼对于母亲的爱隐约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中国，子女与母亲的关系历史是个体与祖国以至个体与党的关系的隐喻。八杉恭子最终的悔悟，也让国人松了一口气，它验证了人性的存在，也验证了子女的忠诚信念的价值。新时期中国对于《人性的证明》的接受，存在着明显的误读，它忽略了这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部小说写的是二战后的日本现实，反映的是美国对于日本的战争遗害。它的确证明了人性，但证明的是日本人的人性，反证的是美国人的无人性，从而将日本塑造成了战争的受害者的角色。在中国放映的经过剪接加工的电影《人证》，以《草帽歌》作为反复出现主题曲，竭力渲染人性的苏醒的悲歌。在电影中，小说的另一重要角色栋居仅仅被处理为贯穿故事的线索，栋居首先是破案的刑警，其次他本人具有从小被母亲遗弃的经历，因而他对于八杉恭子的人性的追索也掺杂着他的个人期待。但栋居与其父亲的关系及其由此引发出的
政治含义却被忽略了，而这其实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叙述重点。栋居与之相依为命运的父亲，死在美国大兵的脚下。起因是他在街上看见一群喝醉的美国大兵强奸一位日本女子，周围的人都畏缩不前，栋居的父亲上前营救，结果被美国大兵打死，一个大兵还在在庭广众之下，在父亲的身上撒尿。小说在这里竭力渲染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在日本的罪恶和作为为战败国日本的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