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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

2016-05-28 01:08 （一）中国“新时期”初出现“日本文学热”，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历史原因。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时期的中国是完全封闭于世界的。其实不然，中国与美国、日本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都开始于文革时期。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访华。尼克松访华只是中美接触的开始，田中角荣访华却带来了实质性的中日建交。中日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促进了中日文学的交流，这就给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格局带来了变化。文革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基本停止，而到七十年代以后，翻译出版方面有所松动，开始有为数很少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进来，所译多是苏联革命经典和第三世界文学。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集》、《老挝短篇小说选》和《柬埔寨通讯集》，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勒斯坦战斗诗集》、《朝鲜短篇小说选集》和埃及的法耶斯·哈拉瓦的《代表团万岁》，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的《人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1972年中日建交后，我国增加了对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引进，这就打破了既有的翻译出版格局。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蟹工船》及《在外地主》三部作品，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故乡——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松本清张的《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之死》、有吉佐和子《恍惚的人》、小松左京《日本沉没》三部著作；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影剧本《沙器》和《望乡》，五味川纯平的《虚构的大义——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堺屋太一的《油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户川猪佐武《党人山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71——1973年间，我国内部出版了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和《丰饶之海》四卷（《春雪》、《奔马》、《晓寺》和《天人五衰》），这些书的出版虽然是供批判之用的，但还是成为了我国读者了解三岛由纪夫的起点。由于当时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数很少，日本文学作品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在1977年出版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名著重印”除外），既非革命经典也非第三世界文学的日本文学有中田润一郎《从序幕中开始》，户川猪佐武《角福火山》、《吉田学校》，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有吉佐和子的《有吉佑和子小说选》，井上靖的《井上靖小说选》，夏崛正元的《北方的墓标》，在区区十几部作品中几乎占据了一半，令人注目。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日本文学翻译出版在新时期才得以率先发展。国内文坛对于《古事记》、《源氏物语》、《万叶集》等日本古典名著及川端康成、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等现代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都成就裴然，再加上日本通俗小说及电影电视的引进，在当时俨然形成了日本文化的热潮。在谈及新时期话语实践的时候，人们现在愈来愈注意到翻译的功能，但注目较多的是新时期的“西学东渐”，如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等，未尝充分注意到当时颇具影响的日本文学。本文试图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例，具体解读“新时期”文化构造中的日本文学。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凭借原有的根基，日本文学在新时期除出版文学名著外，还大胆引进日本当代流行小说。其中最为轰动的是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197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一次印刷就高达45万册，相当惊人，加之于电影《人证》的放映，它在中国几乎人所皆知。《人性的证明》说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何以在新时期初的中国大受欢迎呢？小说的女主角八杉恭子在二战后美军进驻日本时与美国黑人士兵相爱，并生下儿子约翰尼。不久，一家被迫分离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威尔逊接到了回国命令，但他们尚未正式结婚，当时美军只允许正式妻子随他们回本国。而八杉恭子娘家是八尾的名门望族，他们是绝不会允许她与同外国人，特别是与黑人结婚的。不得已，威尔逊只认领了约翰尼，带着他走了。八杉恭子决定花时间说服父母，征得同意后，再去追赶威尔逊父子。就在她难以向父母启齿的时候，有人给她介绍了具有较高地位的郡阳平，婚事在双方家庭间顺利地完成了。在美国过得穷困潦倒的威尔逊及其儿子约翰尼却十分想念八杉恭子，尤其是约翰尼，深深地怀念妈妈。在离开日本时，八杉恭子一家曾去雾积旅行，她后来将包括“草帽歌”在内的《西条八十诗集》作为雾积的纪念赠送给了威尔逊。去雾积时约翰尼刚满2岁，但牢牢记住了妈妈当时给他解说的西条八十的“草帽歌”，它成为对母亲的回忆而印在了孩子的心中。西条八十写的草帽诗，咏诵的是他自己对雾积的回忆，这正符合约翰尼的心境，它成为了母亲和童年的象征。为了能见到八杉恭子，威尔逊用自己那风烛残年般的躯体撞车，换取了一笔赔偿费，约翰尼就用这笔钱来到日本。然而，此时的八杉恭子已经不同从前，她是执政党少壮派首脑人物郡阳平的太太，本人又是日本著名的家庭问题评论家，电视报刊的红人，她不愿意见约翰尼，担心黑人私生子的出现会毁掉她目前的一切。八杉恭子竭力劝约翰尼回美国去，但约翰尼不愿意，八杉恭子感到被逼上了绝路，于是在清水谷公园亲手杀了约翰尼。 中国读者所感兴趣的地方，并不在这罪恶本身，而在作为罪恶化身的八杉恭子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东京的刑警栋居等人在侦察此案时，始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栋居决定“赌人性”，“她有没有人性呢？不，她有没有连低等动物都有的母性呢？”“我要和她赌一次，看一看她还有没有人性。”在八杉恭子矢志抵赖时，栋居突然拿出了约翰尼珍藏多年的陈旧的草帽和西条八十的诗集，并深情地诉说孩子对于母亲的思念，这是全文最打动人的精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