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李商隐(1)(2)
2016-06-09 01:00
导读：“言志”在白居易诗论中原居于次要位置，原因在于诗人主体在他的诗论中是受到抑制，从属于更高的“诗道”的。李商隐没有采用这种“诗道”观，“言
“言志”在白居易诗论中原居于次要位置，原因在于诗人主体在他的诗论中是受到抑制，从属于更高的“诗道”的。李商隐没有采用这种“诗道”观，“言志”可以说就是他论诗的最高纲领，因此他对诗人主体的看法也比较单纯，更强调个人对于文章的责任。由此来看，提倡“言志”，可以说是李商隐有意摆脱白居易和韩愈的道德诗教、道德文论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可以说，从张扬个性出发，在有关文学道德意义的问题上，李商隐比起白居易是有所“退步”的。
但是，采用“言志”说，又表明李商隐并不排斥用诗歌来表达自己个人的政治愤懑和道德观感。李商隐的政治诗是基于自己为人的基本立场而产生的，并始终反映着他的人生和思想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得益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诗歌传统，他可以很自然地将士人的道德责任感贯彻在创作实践中。
因此，他的政治诗中有不少沉挚深厚的政治抒情诗，而不止于政治讽谕诗或批评诗一种形式，就总体精神而言，似乎更接近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创作。
然而，另一方面，作者更好地将政治题材与其他个人生活题材创作协调起来，发展了由白居易揭示的某些倾向，将白居易身上暴露的某些矛盾转移到另一层次上寻求解决。因此，他既是白居易的挑战者，也是他的精神继承人。
在个人生活领域里，商隐诗中也有不少“绮靡”的爱情诗。但基本上没有与居易“闲适”诗相当的怡养自乐内容，完全回到传统文人诗的自我抒情方式。总的来看，在艳情和其他抒情诗中，李商隐确实贯彻了自己的“言志”主张，其抒情始终保持了相当的浓度和较高的品质，而没有流于庸俗和放任。
然而，就整体而言，在以上政治和个人生活两大领域内，商隐诗在题材上与其说有新的开拓，不如说有所收缩。他想向前辈元、白提出的挑战，并不在题材或内容方面，而只能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段方面。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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