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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李商隐(1)

2016-06-09 01:00
在中晚唐诗坛上真正称得上双峰并耸、凌轹其他的，是白居易与李商隐。二人交替发生的影响，从晚唐五代一直持续到清代，在北宋中叶以前甚至曾压倒杜甫。
一白、李之交谊
商隐初次拜见居易，最有可能在大和三年四月至十一月间。此后至会昌六年(846)辞世前，居易一直未离开洛阳。商隐应举从幕，多次往来京、郑之间，路经洛阳，会昌五年又短暂归居洛阳，都有可能再与居易相见。
大中三年，商隐应景受之托，为居易撰墓碑铭。时距居易辞世三年，商隐刚结束桂海之游，任京兆掾曹参军。撰碑事景受本人也未直接出面，而是由杜翱秀才代为致意，撰碑谋及商隐，自是荣耀之事。何况商隐生前尚非这方面的“作家”，撰此文实为一特例。如此迂曲的请托关系，也显出撰者与碑主关系生疏的一面，当然，如根据所谓“嗜好矛盾律”，居易喜读商隐诗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因缺少材料，我们无法追究居易对商隐诗持何看法；而考察商隐如何评价和接受居易的影响，却是一个可以进行也很有意义的课题。
二 “怨刺”、“绮靡”之评
《太原白公墓碑铭》并未论及其诗文成就，连铭文中也只有“翊翊申申，君子之文”两句极含糊的赞词。这多少让人感到诧意。商隐诗文中也未言及居易及其创作。尽管商隐有关前代作家的评论都比较零散，但与之相比，他似乎还是有意避免了对白居易品头论足，以致《太原白公墓碑铭》的行文如此克制，置元稹等人已有的崇高评价于不顾，连客套虚誉也不愿轻易奉送。
对这位在当时影响至巨的诗人，商隐真能视而不见、不置一评么?事情当然并非如此。由两人诗风的差异来看，李商隐对白居易当然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只是碍于前席及门之谊，不便直接发表意见。他对本朝诗人的批评：“皆陷于偏巧”，是全称的，说明他很不满意于诗坛的现有状况。但是，他批评的重点：“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推”者、“效”者，这只能是指在他之前的中唐一些诗人。
中唐“推李杜”者是谁呢?元、白不只是一般地推崇李杜的风格和成就，而且真正将李杜的精神(实际主要指杜甫)归结为“怨刺”。李商隐并非否定推崇李杜的一般论调(如韩愈《调张籍》)，只是不满于这种仅强调“怨刺”的“偏巧”，这里的批评对象无疑即是元、白。中唐“绮靡为甚”者又是谁呢?最能当此“绮靡为甚”评语的亦非元、白莫属。李商隐批评的两个重点，即分别对应于元、白的乐府讽谕与风情感伤两类创作。他对元、白诗不但早有明确看法，而且评论相当全面，不点名地指摘了他们的种种不足。
当然，批评不等于全面否定。甚至对“怨刺”、“绮靡”本身也并未否定，而只是对唯此种倾向“居多”、“为甚”，致使诗坛流于“偏巧”这种状况表示了不满。然而，他又并不认为元、白诗无论是讽谕还是感伤真的在内容上有何不妥，与其说商隐视元、白为必除之异端，不如说视为莫大之挑战。李商隐对当代诗文的批评是全方位的(惟一的例外可能是李贺)，对前人的挑战也是全方位的，绝非仅仅针对元、白二人。他的抱负即是，弃各家之短，综各家所长，纠各家之偏，成“不系今古”之“兼材”。商隐之于居易，具有明显得多的挑战意识，而他因这种挑战得益于居易精神的滋育，也是毫无疑义的。 三 白、李诗论的差异与诗歌题材的承继
李商隐与白居易在精神上有哪些相通之处呢?最重要的恐怕正是那种以文章为己任的自负心情。居易在政途上比商隐要通显，“得名于文章”也显得容易一些；而更重要的是，对他来说，文章除为政事之用外，也为“闲适”之用，因此在因文章而得罪后，为文的兴味反而更浓，政事失意流衍为更多的闲适文章。在遭受挫折之时，李商隐却无法在文章中闲适，既“意分”己文不出于任何人之下，失望之极反而痛恨自己不如“不识字”、“不知书”。当然，他并没有真的弃绝文字，这种愤激之词不过表明他对文章之梦更为沉迷，比白居易更认真、更执著地视文章为己之生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