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1)(2)
2016-06-09 01:01
导读：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和发展的。而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种现代性的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
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生成和发展的。而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种现代性的社会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深刻转型。在西方，现代性面临着价值观的失落和生命虚无感的到来，孤独感、荒诞意识如波德莱尔、尼采等所言成为现代性的时代症候。中国现代性进程是一个被动的、由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启蒙运动，因此，现代化及其衍生的观念在唤起人们的文化变革热情的同时也引发历史转型期的具有普泛性的思想文化危机或意义危机。所谓意义危机是指文化思想危机深化到某一程度以后，构成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宇宙观与价值观随着动摇，因此人的基本文化取向感到失落与迷乱。20世纪中国作家因此而遭遇史无前例的尴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上的无所归依：已然逝去的传统已无法为其提供精神的家园，在中国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就不断暴露危机弊病的现代文明也难以让知识者安妥自己的灵魂。正是从存在主义作家卡夫卡、萨特、加缪那里中国文学开始获得并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开始了生存的追问和灵魂的突围。可以说，荒诞的生存情境和孤独的生命体验尽管不仅仅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作家所拥有，却是被他们普遍而敏感地感受到的，而且感受又是如此的强烈和深刻。连20世纪初堪称一代文化伟人的鲁迅也置身于“无物之阵”的荒诞处境和历史“中间物”的孤独感受中，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才发出“荷戟独彷徨”的慨叹。
不难发现，当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将荒诞处境中的孤独存在确立为主题的基本话语元素后，又往往从两个维度进行创作表述的：内源性荒诞引起的本体性孤独和外生性荒诞衍发的感受性孤独。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内源性荒诞之为荒诞就在于它是不可解决的。于是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因此，面对荒诞人所能做也应当做的就是走向荒诞，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力量担当起那一无庇护的、赤裸裸的生命的全部事实性进而对存在的目的予以终极追问，终极追问则指向超越现存荒诞的存在。这不仅有赖于生命意识的觉醒，而且还有赖于决断和勇气的确立。但这也恰恰是生命意义之所在。与此有关的是本体性孤独，这种孤独是通往心灵的唯一途径——发现“此在”的唯一方法；走向这种孤独是自主人格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支撑，因而又体现为一种自为的孤独，而自为的孤独者是自由的，自由而荒诞地在世，就像被罚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他正是通过正视荒诞来征服自己的命运。诚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于剧中的两个流浪汉来说戈多的存在和等待戈多的合法性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在代表所有西方人等待戈多的同时感到了这种生存方式的荒诞性。他们之所以要在荒诞的感觉中继续等待戈多，是因为：在不能确知戈多是否存在的情况下等待戈多固然是荒诞的，但是没有戈多的生存则更加荒诞。戈多的不确定性正是新的超越理想尚未形成的标志。如果说终极追问代表了人类的超越意向，那么荒诞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人类个体保持清醒的标志。
如果说，内源性荒诞可以用“存在先于本质”来描述，那么，外生性荒诞则是“本质先于存在”。这种荒诞意识有赖于生存境况的难以接受和不可理喻——荒诞作为一种生活事实而不是内源性荒诞那样的生命事实。问题在于，荒诞作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对于那些沉沦于常人状态的生命而言只有在某种“极限情境”出现后才会对荒诞性的事实提出一个“为什么”──荒诞对于他才构成为一种真实。而也恰恰是在他向自己质询的这一时刻他就开始出离荒诞：开始从对荒诞的承受中孤独地挣脱去探问本真的存在，这就促成了其孤独的存在的情态。这是一种被抛弃或外迫的孤独，孤独者具有强烈的身份归属感和精神失落感，作家们因此常常把孤独者放在某种极端化的处境中，让主人公面临具有荒诞性的两难化局面，强调孤独者只有面对极端化的生存处境生命的潜能和可能性才会得到激发，人的意志和尊严才开始显现，人类所面临的真正的生存现状也才能得到呈现。
